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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司马光传——第四十四章 给王安石的三封信  

2011-11-11 10:18: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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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给王安石的三封信

  

   现在,神宗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开始给王安石写信,我们在千年后读到它——《与王介甫书》 。我们都记得,这一天司马光曾上《辞枢密副使第六劄子》。这是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在司马光的一生中,这种信并不很多。

  

   从信的内容看,起码自王安石参知政事以后,两人就已很久没有往来:“光居尝(即居常;平时、平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而且,这是个春天(我刚刚意识到):“春暖伏惟机政余裕,台候万福。”

  

   司马光先谈到他们十数年的交往,认为自己于王安石,应当算是益友:“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交往)也。虽愧多闻(博学),至于直(正直)谅(诚信),不敢不勉;若乃便辟(谄媚奉承)、善柔(阿谀逢迎)、便佞(花言巧语),则固不敢为也。”然后,谈到分歧,以为彼此的分歧,属于君子的“和而不同”。我们读到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曏(音象,往日)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

  

   接下来,谈到非议:“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究竟原因何在?司马光认为:“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呢?司马光解释:自古以来,圣贤治国,“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养民“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拖欠)责也”,而王安石以为这些都是“腐儒之常谈”,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又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其中又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音桓,环绕)视,衒鬻(音绚遇,自夸)争进”,各斗智巧,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每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搜求农田水利而有所施行。所派虽然都选择才俊,但也有“轻佻狂躁之人”,他们欺压州县,骚扰百姓,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综上所述,“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傭而使之,”三者常人都知道不可以,而唯独王安石以为可以,因为“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然后总结,“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

  

   自古人臣才智出众,无过周公与孔子,但周公、孔子也未尝无过,未尝无师。王安石虽是大贤,但与周公、孔子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如今却自以为我的见识,天下莫能及。“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于人臣亦然。”王安石每于人主前议事,“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而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有人所见小异,婉言新令不好的,王安石就勃然大怒,“或垢詈(音立,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然后总结,“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

 

   往下,司马光提到孟子与老子。他说过去与王安石相处,安石博览群书,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我们都知道,孟子主张仁义。而王安石从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又命薛向在江淮推行均输法,“欲尽夺商贾之利”,又遣使者散青苗钱收取利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岂是孟子的志向?我们还知道,老子主张无为。而王安石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音枯枯,辛勤的样子)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结果“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这岂是老子的志向?司马光不胜疑惑:“何介甫总角(童年)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指吕惠卿)之谋乎?”

  

   我们已经知道,本月初因为韩琦的奏疏,王安石请求外任,当时由司马光草拟批答。现在,他要对此做些解释:“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天子出其议以示执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乐,引疾卧家。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其辞虽朴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

  

   接着,司马光谈到枢密副使的任命:“光近蒙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高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于明?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日前矣。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

 

   司马光再次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

  

   司马光写下以下的话,结束这封长信:“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于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于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音立,骂)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三月初三日,司马光又有——

  

   与王介甫第二书

  

   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恟恟(喧扰不安状),是敢献尽言于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

  

   光虽未甚晓孟子,至于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传》曰: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于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搜刮)民之膏泽,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而已。

  

   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

  

   显然,王安石曾有回信。不过,王安石的回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从司马光此信的内容推断,王安石的回信,应不激烈,相反,很客气,但也坚决,曾提及孟子,但他的理解与司马光的大相径庭,又说目前并没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司马光的回答更像是谶语,他预言:十年之后,王安石将会亲眼目睹那些惨状。

作者:听风山房房主 回复日期:2007-9-5 15:14:17  回复 

 

   然后,就是我们熟知的——

  

   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洶洶?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我们可以读出文字背后的剑拔弩张。王安石的内心大概曾有过斗争,他本来不打算辩解,但终于没有忍住。回信的内容因此集中在辩清名实上,而不是变不变法上。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坚决。这封信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老师要求我们背诵。多数人可能都是通过这封信,去想象司马光,想象中的司马光,顽固、守旧,甚至残忍,因为,他竟敢无耻地阻拦王安石变法,以强国富民。但今天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的思想深处,长久以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的误解,以为凡是变法就是好的。其实变法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可能导致国破家亡。

 

   最后,是司马光的——

  

   与王介甫第三书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谕,益知不见弃外,收而教之,不胜感悚,不胜感悚。

  

   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钱之意异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于辟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盘庚曰:“今我民用荡析离居。”又曰:“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又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废厥谋,吊由灵。”盖盘庚遇水灾而选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废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光岂劝介甫以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议,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

  

   幸恕其狂愚。不宣。光惶恐再拜。

  

   我们读到的是司马光深刻的失望。司马光的初衷是想说服王安石,让王安石自己,结束这场变法;但现在却演变成了一场辩论赛。司马光的回信,不过是对王安石辩解的反驳。我们今天无法知道王安石收到这封信时的反应,但大致可以想见,不外乎继续辩解,或者置之不顾。因为,变法正在全国范围,逐步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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