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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司马光传——第四十四章 求 去  

2011-11-14 13:12:52|  分类: 司马光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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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四月以后的一系列任免,显得颇为反常。

  

   四月初八日,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言新法不便,及吕惠卿奸邪、不可用,出知颍州(治今安徽省阜阳市)。吕公著与王安石“素相厚”,王安石曾说:“吕十六(吕公著排行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后来举荐吕公著为御史中丞,又说吕公著有“八元”、“八凯”之贤。我们知道,相传古帝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八元”;高阳氏也有才子八人,称“八凯”。可是半年不到,吕公著不赞成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又说吕公著有“欢兜”、“共工”之奸。我们还记得,此前河北安抚使韩琦曾极言青苗法不便,神宗不听。孙觉当时对神宗说:“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吕公著与孙觉都有一把好胡须,是美髯公,神宗只记住了美髯,时间一久,就错把吕公著当成了孙觉,曾对辅臣们说,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就以此莫须有的罪名,将吕公著贬出。

 

   四月十九日,以前秀州(治今浙江省嘉兴市)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李定,字资深,扬州(治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早年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任定远县(今安徽省定远县)县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因孙觉举荐,召至京师。李定初到京师,先去拜谒了谏官李常,李常问:“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你从南方来,老百姓以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民优之,无不喜者。”(都认为很好,没有不喜欢的。)李常告诫:“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朝廷上下正争论此事,你别这样说。)李定立即跑去跟王安石讲了,并说:“定但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乃不许。”(李定只知说实话,不知京师却不许。)王安石大喜,立即推荐应对。神宗主意始定。王安石让李定知谏院,宰相说以李定的资历,没有这种先例。改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都认为这不符合程序,拒绝起草任命文件。诏谕数四,坚持不肯。最终,三人以屡违诏命,免去知制诰,时称“熙宁三舍人”。

  

   不久,御史陈荐上疏,说李定任泾县(今安徽省泾县西北)主簿的时候,得到母亲仇氏的死讯,隐匿不为服丧。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调查,奏说李定曾以父亲年老求归侍养,没说是为生母服丧。李定辩称不知自己是仇氏所生。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补服。王安石力主李定出任御史里行。于是陈荐又被免职。改任李定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都说,李定不孝,不宜居劝讲之地,并认为王安石有罪,章六七上。王安石又请免二人。李定不自安,请求解职。最终,李定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五月初二日,司马光上《论李定劄子》 ,我们从中得知,当时宋敏求等已多次封还“词头”,数日以来,外间都说朝廷已因此撤销了任命,但当天又有传闻,说有劄子行下舍人院,令必须草拟。司马光担心此举会让朝臣们变得苟且,会塞绝言路。在“贴黄”中司马光又补充说,国家不次用人,自无常法,但必须要让众人心服才好。臣与李定素不相识,不知其品行才能如何,陛下若确知其贤,“何不且试之以渐,俟其功效显著,众皆知之,然后不次擢用”,到时候谁说不行。何必今日与臣下力较胜负?“殆非人君广大之体也”。

  

   四月二十三日,以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雅善”王安石,关系不错,而且,谢景温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算是姻亲。

  

   当初,王安石屡劝神宗独断,神宗遂专门信任他。苏轼曾为开封府试官,策问进士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王安石看了很不高兴。苏轼此前多次上章,言时政得失,王安石已大为不快。当时诏举谏官,范镇举荐了苏轼。谢景温怕苏轼作谏官会对王安石不利,就弹劾苏轼,说当年苏轼母亲去世,他归蜀服丧,多占舟船,贩私盐、苏木。这相当于倒卖国家专营物资,为当时法律禁止。朝廷派人缉捕艄公、船夫,但终查无实据。苏轼觉得很受伤,不久,乞外任,遂出判杭州。

  

   大概正是这些不寻常的任免,促使司马光决定,离开京师。

  

   八月初八日,垂拱殿登对,司马光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

  

   神宗说:卿怎么能外任,朕正要重申前命,卿且接受了。(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前命,卿且受之。)

  

   司马光婉辞:原职臣将不能供,请求外补,又何况提拔?(臣旧职且不能供,求外补,况敢当进用?)

  

   神宗问:为什么?(何故?)

  

   司马光答:臣绝不敢留。(臣必不敢留。)

  

   神宗沉吟良久,说:王安石素与卿友好,卿为何自我猜疑?(王安石素与卿善,卿何自疑?)

  

   司马光说:臣素与安石友好,但自安石执政以来,抵触甚多。如今违逆安石如苏轼等,安石完全抛弃了操守,陷以酷法。臣不敢避削黜,苟全操守。臣友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举荐吕公著说什么?后来诋毁又说什么?都是同一个人,为何前是而后非?肯定有不靠谱的。(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忤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公著?安石所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耳,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

 

   神宗说:安石与公著关系密切,如胶似漆,但至其有罪,不敢隐恶,这说明安石极公正啊。(安石与公著如胶漆,及其有罪,不敢隐其恶,乃安石之至公也。)

  

   神宗又说:青苗法已有显效。(青苗已有显效。)

  

   司马光说:此事非,天下共知,只有安石之党以为是。(兹事天下知为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尔。)

  

   神宗转而言他:苏轼不好,卿错识了人。鲜于侁在远地,苏轼传给他奏稿;韩琦赠银三百两他不受,却贩盐及苏木、瓷器。(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

  

   司马光认为不可能:凡批评人应先弄清他的意图,苏轼贩卖所得,有赠银多吗?安石一向恨苏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攻击苏轼,臣岂能自保?不可不早去。且苏轼虽不好,岂不强过李定?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不如,安石却喜欢,要用为台官。(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臣,岂能自保?不可不早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胜李定,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欲为台官。)

 

   从这段对话来看,司马光所以请外任,是预感到了某种必然。司马光大概认为,与其遭到攻击被迫离开,不如趁早自请外任。

  

   九月二十三日,延和殿登对,司马光再请许州及西京留台。

  

   神宗问:必须许州吗?(须得许州耶?)

  

   司马光答:臣哪敢必须,只要稍近乡里,即臣之幸。(臣安敢必,但稍便乡里,即幸耳。)

  

   神宗又问:西京怎么样?(西京如何?)

  

   司马光又答:恐怕非得才士不行,不过,若朝廷差遣,不敢推辞。(恐非才不能了,若朝廷差遣,不敢辞。)

  然后,拜谢而退。

 

   已经在讨论具体去向。从这段对话来看,当时神宗打算让司马光去西京留台任职。

  

   但很快有了变化。

  

   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光得到消息,已除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 接着,消息得到证实。十月初五日,敕受永兴军敕告。 后又受宣永兴一路都总管、安抚使,凡事长施行及传宣永兴军(指京兆府,治今陕西省西安市)、同(治今陕西省大荔县)、华(治今陕西省华县)、乾(治今陕西省乾县)、商(治今陕西省商洛市)、虢(治今河南省灵宝市)、解州(治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陕(治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河中(治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庆成军(治今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依此。 就是说,司马光的都总管及安抚使的管辖权,限于以上十个腹地州军。

 

   司马光已经接受任命,但还不能立即赴任,有些事情他必须做出安排。

  

   首先是书局。四月,刘攽因写信论新法不便,被贬为泰州(治今江苏省泰州市)通判,要离开书局。六月初四日,司马光乞差前知龙水县(今四川省资阳市西南)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许之。

  

   范祖禹,字淳甫、梦得。祖禹出生时,母亲梦到一“伟丈夫”,身穿黄金甲,进入寝室,说:“吾汉将军邓禹。”醒来还能看到,遂以为名。祖禹幼年失怙,由叔祖范镇养大。祖禹相当自卑,过年过节大家宴集,祖禹往往伤心落泪,自觉无地自容,就闭门读书。到京师后,交往的都是名人。范镇很器重他,说:“此儿,天下士也。”中进士甲科。此后十五年,他将作为司马光的主要助手,直至书成。

  

   刘攽与范祖禹的工作交接,需要司马光的指导。

  

   书局的另一个重要助手刘恕,司马光得外任不久,也以母亲年迈,告归南康(今江西省南康市)老家,乞监酒税,以就近侍养。诏即官修书,遥隶书局。 刘恕离开后的工作,也需要司马光的指点。

 

  房主,还是再多一些其他人物的描写为好,这样文章才能更立体,更全面。

  

   这样,一个月很快过去,已是十一月。

  

   此前的八月二十二日,西夏大举入侵环州(治今甘肃省环县)、庆州(治今甘肃省庆阳市),攻打各堡寨,多的号称二十万,少的不下一二万。屯兵榆林,距庆州四十里;游骑至城下,九天才退。钤辖郭庆、都监高敏、魏庆宗、秦勃等战死。

  

   免役法的正式推行,还要等到十二月二十二日。但免役法的讨论其实由来已久。所谓免役法,概括地说,就是老百姓不再服役,而改为出钱;官府再用这些钱雇人代役。具体的做法,就是将老百姓按贫富不同,分为五等,按等出钱,叫做“免役钱”。原来不用服役的官户、女户、寺观、单丁及未成丁户,也要按等出钱,叫做“助役钱”。先定州或县雇役所需,然后按等分摊。另加收两成(20%),以备水旱欠缺,叫做“免役宽剩钱”。

 

   十一月初二日,司马光上《乞免永兴军路苗役钱劄子》 ,说陕西百姓自筑城绥州以来,供应诸般科配,及支移稅赋往近边州军,最近又有环庆事宜,加以今年大旱,五谷不熟,人户流离转徙,听说已有不少,国家应紧急抚恤,使人户安定。青苗法已为害不小,而免役法为害,必又甚于青苗法。请特免永兴军一路青苗、免役钱,以爱惜民力,专奉边费。

  

   不久,又上《乞不令陕西义勇戍边及刺充正兵劄子》 ,说近曾听说,环庆路调集义勇迎敌,结果望风奔溃,死伤甚多,致使主将陷没。又听说有人还要训练义勇,抗击西贼。若继续调发戍边,或刺充正兵,大家已见环庆之败,好比无罪赴死,不免人心惶惶。这是驱赶良民使作盗贼。恐怕今天的教习训练,就是他日作盗贼的资本。

  

   很快,再上《乞留诸州屯兵劄子》 。我们得知,当时永兴军等十个腹地州军,掌握的禁军极少。所屯驻基本都是沿边到内地就粮、解决给养的兵士。他们平时分为上下番,有一半在各州;稍遇沿边紧急,就全部抽去。司马光以为,戎狄犯边,自应竭力抵御;但腹地州军,也不可全无武备。而且,各州军都有军用物资、兵器,对可能出现的内乱,也不可不防。司马光建议各州应各添一指挥禁军屯驻,其中永兴军为关中根本,应添两指挥。若朝廷另无兵士可以差拨,就请在沿边就粮的兵士内拨留,边界再不许抽调。

  

   在离开之前,司马光连上了这样三个劄子。他的意思很明白,青苗、免役钱有害无益,既然全国不免,那起码在我的辖区内免了;义勇还是不要戍边或刺充正兵;至于留屯兵,当然是出于地方安全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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