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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司马光传——第四十五章 知永兴军  

2011-11-15 10:57:11|  分类: 司马光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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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知永兴军

  

   永兴军,即京兆府。京兆府是永兴军路的首府,治长安,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永兴军路的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陕西省的大部,再加上甘肃、宁夏、山西等省、区的一部分。司马光的故乡夏县,也包括在内。

  

   司马光到任的时间,是在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的十一月十四日。

  

   从《知永兴军谢上表》 中,我们可以读到当年关中的灾情:经夏亢旱。禾苗青干,不肯秀穗。进入秋天,又淫雨连绵。禾穗腐烂变黑,几乎颗粒无收。官府发给的口粮已尽,家家又缺乏储藏。百姓背井离乡,流离道路。老弱怀转死之忧,奸猾蓄山林之志。司马光认为朝廷这种时候,“正宜安静,不可动摇。譬诸烹(煮)鱼,勿烦扰则免于靡烂;如彼种木,任生殖则自然蕃滋。”

 

   大约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司马光登上长安见山楼:

  

  登长安见山楼

  到官今十日,

  才得一朝闲。

  岁晚愁云合,

  登楼不见山。

  

   看来,司马光到任的前十天,都特忙;当然,十日可能并非确指。这些惆怅的句子表示,司马光当时的心情,似乎相当郁闷。可能的原因,除了灾情,还有,朝廷正在准备对西夏开战。

 

   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九月初八日,以韩绛为陕西宣抚使。十月初四日,诏延州不许接纳西夏使者。 十一月二十八日,又以韩绛兼河东宣抚使,凡机密要事,来不及上报的,“听优宜施行”,可以相机行事,先执行再上报;授以空名告敕,可以自行任命官吏。 十二月二十三日,赐西蕃栋戬诏书,及衣、带、鞍、马。所谓西蕃,就是宋夏边界附宋的少数部族。这是宋朝廷笼络他们的常用手法。 种种迹象表明,朝廷可能要对西夏有所动作。

  

   十二月初一日,司马光有《申宣抚权住制造乾粮皱饭状》 ,很明白,这是给陕西宣抚使衙的。

 

   由此看来,此前陕西都转运司曾行文(牒),转发宣抚使衙文件(劄子),令制造干粮的州军,一斗稻谷,变造干粮五斤,并酌给柴钱(做干粮要用柴)。而宣抚使衙近有文件,要求沿边四路十四州军,及腹地的永兴军、河中府、同州、耀州、乾州、凤翔府(治今陕西省凤翔县,属秦凤路)等州军,变造干粮皱饭;已两次行文各州军,要求及早变造。又按中书省文件,奉圣旨,今后调发义勇赴沿边战守,都令自备一个月的口粮,将来从该户应缴纳的稅费中扣除;若不能自备,从调发州军预请一个月口粮带去也可。而近日都转运使司再行文,转发宣抚使衙文件,说近依朝旨,义勇轮番戍守,令附带干粮一秤,至屯戍州军。这是在作战争的准备。

  

   司马光认为,首先,恐怕背不动。按有关规定,一个月的口粮是七斗五升,若再加上干粮一秤,及武器、衣着、盘缠等等,以一人之力,恐怕难以胜任。其次,骚扰百姓。制造干粮,必须差配百姓。如今饥谨,民间不易,虽然酌给柴薪,也不能全无骚扰。第三,各县官仓粮食极少。前依朝旨,支给第四、第五等缺粮人户各二石,尚无着落,若再造干粮皱饭,将来二三月间,正当缺粮之际,又拿什么救济。第四,用不着。若只是戍守,沿边州军就有仓廪,用不着干粮皱饭。司马光说自己,已经指挥本路的五个州军,暂未令造干粮皱饭,再听候宣抚使衙指挥。这等于是先斩后奏。

 

   熙宁四年(西元1071年)正月初一日,司马光上《谏西征疏》 ,建议朝廷,暂缓开战。

  

   我们从中读到灾情的细节:臣自入境以来,见灾民流离,道路相望。询访乡里,都说今夏大旱,禾苗枯槁,黄河、渭河以北,完全绝收,只有南山下,还稍有存留。而入秋以后,霖雨连绵,经月不霁。因此,禾虽有穗,往往无籽;虽有籽,往往无米;虽有米,大都又细又黑。一斗谷子,舂过簸过之后,只能留下三、四升米。粮价飞涨。民间多年困于科调,素无蓄积,不能周济。必须分房减口,往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东)、襄(治今湖北省襄樊市)、邓(治今河南省邓州市)、商(治今陕西省商洛市)、虢(治今河南省灵宝市)等州谋生,或受雇做工,或烧炭伐薪,或乞讨劫掠,以度朝夕。

  

   司马光以为,这种情况下,“国家惟宜镇之以静,省息诸事,减节用度,则租税自轻、徭役自少、逋负自宽、科率自止。四患既除,民力自足、民财自饶、闾里自安、流亡自还。固不待陛下忧勤于中,宰相劬劳于外,然后人人得其所也。”意思是说,这个时候,只要国家无事,节省开支,皇帝和宰相不用那么辛苦,情况自然好转。

 

   可是,整个永兴军路,已是山雨欲来:朝廷及宣抚等司指挥,将义勇分作四番,计划使轮流戍边。选诸军精锐,及招募乡里恶少,组成奇兵。制作干粮、皱饭、布囊、力车,以备馈运。取出给西夏的岁赐,散给沿边诸路,并竭内地府库相助。大家都在传说:国家这个春天,将大举六师,长驱深入,征讨西夏。

  

   我们还记得,在讨论是否诱降嵬名山时,司马光曾说过,国家先应举百职、修庶政、安百姓、实仓库、选将帅、立军法、练士卒、精器械,八事齐备,才可以征伐四夷。司马光以为,现在这八项没有一项胜过从前;况且眼下关中饥谨,十室九空,民不聊生,纷纷为盗,官仓蓄积,所余无几。实在不宜对西夏开战。

 

   正月,司马光又上《乞罢修腹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 。城壁,就是城墙;楼橹,是一种建在城墙上的望楼,用于侦察及攻守。

  

   由此我们知道,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十一月初七日,枢密院曾有劄子,奉圣旨令河东、河北、陕西经略安抚司,指挥辖下州军,委派官吏仔细检点,必须保证近日修缮城墙毕,楼橹坚固,武器精利。

  

   司马光认为,营造楼橹,必须城基宽厚,但现在解(治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虢(治今河南省灵宝市)两州的城墙,皆称最宽只有四五尺,像这样的,就必须先贴筑城基,才能修建楼橹,工程将会很大。而本路州军,全缺厢军(充劳役)应急差遣,官库也缺现钱购买材料,不免要增加老百姓的义务劳动,及无偿捐献。陕西州军去年遭灾。当此饥谨、百姓流离之际,若再如此骚扰,必定更难安顿。而且,永兴军一路十个州军,都在腹地,距离边界极远,即便入寇,也不能就到各州军城下;楼橹修下数年不用,不免损坏,这样于官于私,都是一种浪费。因此请朝廷特降指挥,所有腹地州军,城墙、楼橹都候将来丰熟,再逐渐营葺。

  

   “寻得旨依奏”,就是,很快得到了批准。

 

   城墙楼橹刚刚缓建,又有一拨兵马要来。从正月初八日的《乞不添屯军马状》 我们得知,前一天,即正月初七日,依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司劄子,将于永兴军、邠州(治今陕西省彬县)、河中府三州军、粮草易得处,另添屯兵马,选差将官,专门训练,各路不得抽调,专听宣抚司节制。驻永兴军的兵马,拟差本司庄宅使赵瑜充永兴军路都钤辖,与知府共同负责训练事宜。司马光预算永兴军现有粮草,供应现在本处驻扎、就粮的兵马,及本城兵员、官吏,也仅能维持十三个半月到十七个半月,此外还要赈济灾民,加之陕西去年遭灾,即便有钱,也无处去买,何况现在根本无钱。因此,不能叫做粮草易得处。如果再添屯,实在难以应付。请朝廷先估算陕西诸州军粮草,大约可以供应多少兵马一年的开销,并须预留二三成,救济眼下饥民,此外如仍有剩余,然后据数添屯;如并无剩余,请不再添屯;倘以边鄙不宁,必须适量添屯,就请分散到诸州军就粮,各委派本处兵官精加训练,不必挤在以上三个州军,又特置都钤辖三员。

  

   尽管司马光反对,但添屯的兵马还是来了。新添屯的兵马包括在京及别处的“拱圣”等禁军共十四指挥,计五千余人。原来是要知府共同负责训练,但司马光拒绝参与,说自己一介书生,军旅之事,素所不知,加以所管永兴军一十三县,民事极多,又要应付沿边的军需物资,总之,忙得很,“每日自旦至暮,未尝暂闲”,实在没有余力与赵瑜共同负责,请以本路兵官、钤辖刘斌、路分都监李应之自代。

 

   司马光主张暂缓开战,但战争已如箭在弦。司马光可能相当郁闷。但让他郁闷的事,还不止这一件。

  

   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五月十五日,条例司已并入中书省。 从此,司农寺代替条例司,成为变法的核心机构。九月,以曾布为崇政殿说书、同判司农寺。此前,吕惠卿因父丧离职。

  

   从正月的《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 ,我们知道,提举陕西常平广惠仓司的做法,简直就是一奸商。他们趁现在饥谨、粮价飞涨,将两仓的陈次粮米,依现在的高价折算成现钱,贷给农民,又预先定好将来的粮价(当然是一很低的价格),让农民将来归还现钱,或依此价归还新粟、新麦。

 

   这样算来,农民现在借陈米一斗,将来就要归还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如果是粟,那就更多,是三斗。我们还记得,朝廷原来规定,青苗钱取利不得超过两成(20%),可现在却几乎达到一倍。要是还现钱,农民又不得不贱卖粮食。司马光说,这样做,“使贫下之民,寒耕热耘,竭尽心力,所收斛斗,于正税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尽,不问岁丰岁俭,常受饥寒。显见所散青苗钱,大为害民。”将来物价转贵,获利更多,“虽兼并之家,乘此饥谨,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司马光请朝廷,将两仓粮米无息借给第四等以下人户;如果必须要当青苗钱放贷,请不管原价高低,也不再折成现钱,只根据实际所散粮米多少,等将来成熟,只收取两成利息。

 

   这一年稍晚,司马光又上《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状》 。所谓倚阁,就是暂缓缴纳。

  

   我们都知道,青苗钱一般是随夏秋两税缴纳,夏散秋收,秋散夏收。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九月初四日的敕令规定,如遇自然灾害,减产五成以上,青苗钱许“倚阁”。就是说如果夏粮减产,可以延至秋税缴纳;秋粮减产,可以延至次年的夏税缴纳。我们知道,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永兴军路夏秋连续遭灾。此前,司农寺担心农民拖欠过多,不能偿还,就发出通知,像永兴军路这种情况,青苗钱不许重叠倚阁,就是不许两次暂缓。即是说,应随夏税缴纳的青苗钱,必须随秋税缴纳,不得再延至次年。

  

   司马光认为司农寺的通知,不符合敕意。因为一次遭灾,民间仍有蓄积,不至于困穷,青苗钱尚且允许“倚阁”,哪有连续两次遭灾,百姓更加艰难,却令必须缴纳?此时蓄积已空,新谷又无收成,还拿什么缴纳?如果各州县见司农寺有此指挥,不问百姓有无,一味督促,严加苛责,贫苦百姓何以为生?

  

   司马光再次先斩后奏,指挥本路遭灾州军,如果连续两次遭灾,那么延至秋税的夏料青苗钱,不必依司农寺的指挥催缴,再听候朝旨。但是很快,司农寺行文提举陕西路常平广惠仓司,说已奉圣旨,立即通知永兴军本路州军,令详阅司农寺牒,全部依照条贯执行,即不许执行司马光牒。

  

   上述奏状上呈的次日,司马光请西京留台。

 

  

   熙宁四年(西元1071年)四月十八日,以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第一次请求未获批准,第二次,皇帝考虑了很久,终于同意。 神宗曾打算以司马光知许州,并催促入朝觐见,但司马光谢绝了。

  

   司马光知永兴军前后只有五个月。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临行,他写下:

  到任明年旨罢官有作

  恬然如一梦,

  分竹守长安。

  去日冰犹壮,

  归时花未阑。

  风光经目少,

  惠爱及民难。

  可惜终南色,

  临行子细看。

  

   这首诗完全写实。司马光离开时的心情可能相当晦暗。他当初的想法大概是,既然不能影响全局,那我就造福一方吧。但最终造福一方也不可能了。他一定相当内疚。但那也无可奈何。变法正在逐步深入,他无力阻止。对这个国家来说,他已无事可做,除了沉默。

  

   他将离开长安,去往洛阳。他将在帝国的西京,投闲置散,直到十五年后,朝廷将他召回京师。

 

  我到是觉得司马光的这次贬谪反而成就了他,不然身为朝中政治家,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安心写《资治通鉴》呢?

  

  所谓“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司马光一生不喜欢释、老,却还是逃不了命运的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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