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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传——第三十七章 阿云案  

2011-11-02 09:29:34|  分类: 司马光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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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阿云案

   治平四年(西元1067年)九月二十三日,召江宁(治今江苏省南京市)知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熙宁元年(西元1068年)四月初四日,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此前,因为好朋友韩绛、韩维、吕公著的极力推荐,神宗很想见见这个人,即位之初,即命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至此才上朝入对。神宗问治国应以什么为先?王安石答:选择方法。(择术为先。)神宗又问:唐太宗怎么样?(唐太宗何如?)王安石答:陛下的榜样是尧舜才对,唐太宗算什么?尧舜之道极简极要极易,只是后世搞不明白,以为高不可及罢了!(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神宗说:你这是从严要求我。(卿可谓责难于君矣。)神宗的喜欢,可以想见。可能正是这次对话,让皇帝下定决心,重用王安石。

 

  言归正传。现在,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任翰林学士,他们要奉命讨论到阿云案。

  

   熙宁元年(西元1068年),登州(治今山东省蓬莱市)发生一起谋杀案,但没杀死,算是谋杀未遂。谋杀者名叫阿云,是个年轻女人,被谋杀的名叫韦阿大,是她的丈夫。事情是这样:阿云为母亲服丧期间,“聘”于韦,订婚成亲。这在当时属于违法。阿云嫌韦阿大丑陋,趁夜黑风高,手提“腰刀”,向酣睡在田里(很奇怪啊,为什么不睡在婚床上?)的韦阿大,连砍近十刀,砍断一根手指。韦阿大命大,虽受重伤,但没死。县尉(公安局长)命令弓手(捕快)逮捕了阿云,问是不是你砍伤了你丈夫,从实招来,不打你!阿云害怕用刑,就老实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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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一点也不复杂。但在适用法律条文,及定罪量刑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按照当时惯例,“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就是说判处死刑,如果值得怜悯,或者有疑问,可以上奏皇帝,请求裁决。知登州许遵将案件上报朝廷后,审刑院与大理寺,判为谋杀已伤绞罪,(就是属谋杀,而且已造成伤害,应处以绞刑)因违律为婚奏裁。敕免去死刑,只予编管。许遵奏引法令“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认为谋为所因,当用案问欲举条(首问即招承的,有相应的减罪条款,以示鼓励),减二等。刑部核定的结果与审刑院、大理寺一致。当时许遵正被召判大理寺,御史台弹劾许遵,许遵不服,请下两制议。于是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两人意见也无法统一,司马光赞同刑部,王安石赞同许遵。

  

   在《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中,司马光先说:“右臣窃以为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意思是说,凡讨论法令,应先搞清立法的意图,然后才可以断案。

 

   接着谈到具体的法令条文:法令在“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条下注释:“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令所说“因犯杀伤”,是指因犯其他罪,本来无意杀伤,事不得已,而致有杀伤,除盗窃之外,如劫囚犯、掠卖人之类都是。法令的意思大约以为,既然于人损伤不得自首,恐怕另有因其他罪而杀伤人的,有关部门泥文,连其他罪也不许自首了,所以特加申明:因犯杀伤而自首的,得免所因之罪。但杀伤当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杀尤重,故杀略轻。比如有人因犯其他罪,杀伤了人,其他罪可以因自首得免,但杀伤不行;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所以酌中,令从故杀伤法。至于只犯杀伤,再无其他罪,只有未伤可以自首,但属已伤,都不可以自首。

  

   然后是许遵的荒谬:如今许遵要把谋与杀,分成两件事,谋杀、故杀,都是杀人,若将谋与杀当成两件事,那么故与杀,也就是两件事了。而且,法令称得免所因之罪,劫囚、掠人,都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所以劫、掠可以自首,但杀伤不宽恕。若只是平常谋划,没有实际行动,有什么罪可自首得免?由此知道,谋字只因杀字生文,不得另作所因之罪。若以劫、斗与谋,都作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那么斗伤自首,反而是罪加一等了。

  

   最后,他谈到社会惩罚机制的目的:“凡议罪制刑,当使重轻有叙。”就是说凡定罪量刑,轻罪就用轻刑,重罪就用重刑。如今若使谋杀已伤的可以自首,从故杀伤法,假设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把人鼻子打出了血,既而自首,仍处六十杖;乙跟人有仇,欲置之死地,黑夜伺机把仇家推到河里或井里去,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只处七十杖。两人所犯完全不同,而处罚差不多,果然如此,岂不长奸?况且阿云案中,并无可悯的情节,朝廷贷命编管,已是宽恩,许遵还一再耽延,为之申辩,欲令天下今后有类似案件,都作减二等断遣,(可见,减二等比编管还要更轻!)窃恐不足以劝善,而无以惩恶,开巧伪之路,长贼杀之源,奸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

 

   七月初三日,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神宗最终还是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

  

   众论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再选官定议,于是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及知制诰钱公辅重定。(三人中起码有两人,是王安石的老朋友。)重定的结果与王安石同。但这个结果立即遭到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人的反对,“皆劾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王安石与法官集议,双方反复争论,久而不决。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二月,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就是说今后再有类似案件,一律奏裁。很明显,这是要将问题搁置,暂息争论。

  

   但争论并没因此平息。王安石说,法令的意思是,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伤法,首犯必死,不必奏裁;至于从犯,自有《编敕》奏裁的条文,不必再立新制。当时文彦博以下,都支持司马光的意见,唐介与王安石在神宗前争辩,唐介说:“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王安石说:“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也!”显然,争论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范围。最终还是王安石胜出,敕自今往后,都照去年七月的诏令执行。

  

   事情还不算完。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刘述,率同僚丁讽、王师元,两次封敕还中书省,以示不能接受。王安石把这一情况说给神宗听,并令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弹劾刘述。于是刘述率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顗(音已)共上疏弹劾王安石。王安石又上奏请贬刘琦、钱顗。八月初九日,刘琦贬监处州(治今浙江省丽水市西)盐酒务,钱顗贬监衢州(治今浙江省衢州市)盐税。王安石又赢了。

 

   八月十一日,司马光上《论责降刘述等劄子》,从中得知,当时刘述、丁讽、王师元都被“差官取勘”,就是都被调查了。司马光说:“中外闻之,无不惊愕。”又说谋杀已伤自首的刑名,天下皆知其非,如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又开罪忠于职守的官员,臣恐将深失天下人心!豢养鹰鸇(音沾,一种似鹞鹰的猛禽),就为求凶猛,若因凶猛而烹杀,那还用什么?陛下即位以来,以宽仁待臣下,甚至像皮公弼,陛下明知他贪婪,阎充国,陛下明知他鄙陋,二人都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公事,等得罪而出,都还是知州。如今琦、顗所犯,不过狂直,只因触犯大臣,就降为监当。那么就是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臣不胜拳拳,窃恐来者侧目钳口,以言为讳,威福移于臣下,聪明有所壅蔽,恐非国家之福!伏望圣慈深察愚衷,早赐指挥,赦免刘述等,再不取勘,刘琦等另给一般资序的差遣,或许可以稍息群议。

  

   神宗没有批复。

  

   八月二十八日,刘述贬知江州(治今江西省九江市),丁讽通判复州(治今湖北省天门市),王师元监安州(治今湖北省安陆市)税。此前,开封府判罪定案,同判刑部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皆“诬伏”,就是虽然无辜,但还是服罪了。唯独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刘述,认为朝廷不应该弹劾言事官,三次讯问,拒绝招承。王安石要将他下狱,司马光和范纯仁力争,才没有。

  

   虽然只是纯粹的法律问题,但神宗因为要重用王安石,就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这在神宗皇帝,大概是要表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给我们的感觉,似乎多少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谋杀案当然和改革无关,有关的只是两个人的性格,以及由性格决定的处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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