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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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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司马光传——第三十八章 郊 赐  

2011-11-03 10:13:02|  分类: 司马光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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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章

  

   熙宁元年(西元1068年)的大宋帝国,可谓多灾多难。

  

   六月,黄河泛滥,河水在恩州(治今河北省清河县西)溢出,又在冀州(治今河北省冀州市)决口,向北流入瀛州(治今河北省河间市)。七月,黄河再次泛滥,河水在瀛州溢出。七月十二日,因恩州、冀州黄河决口,赐给死难人家缗钱,及下等人户粮食。紧接着,七月十四日,京师地震。七月二十日,又震,大雨,当夜月食。七月二十一日,因河朔大地震,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注意辽国动向奏闻,并赐给压死人家缗钱;同日,京师又震。七月二十二日,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安抚河北。七月二十三日,疏导深州(治今河北省深州市南)洪水。八月初二日,京师又震;诏京东、京西两路,存恤河北流民。八月初四日,京师再震。

  

   为应付接二连三的灾难,七月二十七日,降空名诰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向民间征集粮食。八月十五日,再降空名诰敕,付河东路及鄜延路安抚司,向民间征集粮食,充实边防。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卖官鬻爵”,可见,国家已经困穷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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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初九日,司马光上《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劄子》 。从中我们知道,此前,宰臣曾公亮等奏:河朔罹灾,调用繁冗,希望将来郊祀大礼毕,两府臣僚,不再按惯例赐给银绢。神宗令送学士院取旨。

  

   司马光认为:国库素已空虚,今年河北的灾害又特别严重,黄河决口,加上地震,官府民居,夷为平地,继以霖雨,粮食腐烂,军队尚且缺粮,何暇顾及百姓,冬春之交,百姓生活必定非常困难,国家肯定不会坐视,肯定要救济。而且,城防要修复,决口要堵上,百役并兴,所费不菲。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应同心协力,痛加裁损,以救一方之急。

  

   接着司马光说:凡布施恩泽,应从下开始;而裁减用度,则应从上开始。只因郊礼陪位,就受数百万的赏赐,臣窃有所不安,臣此前所说的赏赐无节,这也是其中之一;即使臣下不辞,也应裁减,何况自辞,裁之何损?

  又说:君子尚义,小人重利。治国者应以义褒奖君子,而以利取悦小人。如今大臣因为灾害的原因,辞赏赐以救百姓之急,其义可褒;陛下因而听从,是厚遇而不是刻薄。但公卿大夫,也不可以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都宜减半,等将来丰稔,自依旧制;文武朝臣以下,一概不减,似为酌中。

  

   最后司马光强调:“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诚冀国家因此渐思减损其余浮费,自今日为始耳!

 

   八月十一日,迩英进读罢,神宗问两府辞郊赐的劄子为什么不呈上来?(上又问两府辞郊赉劄子何不呈?)

  

   司马光回答说同僚中有人请假了。(对以同僚有假故。)

  

   神宗问这事怎么样?(上问兹事何如?)

  

   司马光答:臣此前已有奏状,臣的见解就是那样,请再广泛征求近臣们的意见,然后再决定。(臣已有奏状,臣所见止如此,更乞博访近臣,裁以圣意。)

  

   神宗问:有谁不赞成吗?(谁不同?)

  

   司马光答:只臣有此愚见,其他人都不以为然。(独臣有此愚见,他人皆不以为然。)

  

   神宗说:朕的意思也和你一样,准许辞赏,是成其美,不是薄待!但减半无益,大臣既然恳辞,不如就全免了!(朕意亦与卿同,听其辞赏,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减半无益,大臣恳辞,不如尽听之。)

  

   司马光说:如今郊赐下至军队都有,而公卿没有,恐怕于体未顺。(今郊赉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无,恐于体未顺。)

  

   神宗说:已赐金带和马匹了!(已有带、马矣!)

  司马光说:求尽纳是人臣的志愿,赐其半是人主的恩德!(求尽纳者人臣之志,赐其半者人主之恩也!)

  

   从这段对话来看,神宗当时的想法,比司马光还要彻底,他想干脆全部免掉那些赏赐。可是没几天,神宗就改变了想法。

 

   几天后,司马光与王珪、王安石一同在延和殿,进呈郊赐劄子,在神宗的面前,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司马光说当今国用不足,灾害屡臻,节省冗费,应从高官及近臣开始,许两府辞赏为好。(光言方今国用不足,灾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

  

   王安石反对: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赐所费无几,可惜不给,不足以富国,徒伤大体!以前常衮辞赐馔,当时的舆论以为,常衮既然自知不能胜任,就应该辞职,而不是仅仅辞赐馔。如今两府辞郊赐,正与此同!况且国用不足,不是眼下着急的事!(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赉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昔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禄。今两府辞郊赉,正与此同耳!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司马光反驳:常衮辞禄位,尚知廉耻,跟固位贪禄相比,不是要好些吗?国家自真宗末就用度不足,近年尤甚,怎能说不是急事呢?(常衮辞禄位,犹知廉耻,与夫固位且贪禄者,不犹愈乎?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邪?)

  

   王安石说: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司马光不以为然:善于理财的人,不过大肆聚敛,搜刮百姓而已!这样老百姓就困穷,流离为盗,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

  

   王安石纠正:这不是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老百姓的赋税,就能使国用丰饶。(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针锋相对:这是桑弘羊蒙汉武帝的话,司马迁记下它,讥笑武帝不明白!天地所生,就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官府,桑弘羊能使国用富足,不取于民,将从何而来?果真如桑弘羊所言,那么汉武帝末年,怎么会盗贼肆虐,国家到处追捕呢?不是老百姓疲极而为盗吗?这种话怎么能引以为据!(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王安石问:太祖时赵普等做宰相,赏赐有时上万,如今郊赐不过三千,哪能算多?(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赉或以万数,今郊赉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

  

   司马光反问:赵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是很合适吗?如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而已,怎能和赵普等比呢?(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

  

   两人争论了很久。(与介甫争论久之。)

  

   王珪像是辩论会主持人,最后总结:司马光说节省冗费从贵近开始,司马光说得对;王安石说花费不多,恐伤国体,王安石说得也对,还是请陛下裁定吧。(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

  

   神宗做出裁判:朕也和司马光的意见相同,且以不许答之。(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

  

   当天正好轮到王安石当制,遂草拟批答,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也不再辞赏。次日迩英讲读罢,神宗独留王安石说话,两府大臣都不敢先退,就那么等着,至晡(下午三点至五点)后乃出。不数日王安石参知政事。

 

   神宗已经改变了主意。当然不仅仅是在郊赐的问题上。

  

   神宗的突然转变,可能也与司马光一个月前的劄子,不无关系。熙宁元年(西元1068年)七月初三日,司马光曾上《辞免裁减国用劄子》 ,劄子很简短,却很重要,照录如下:

  

   臣近曾乞别选差官,裁减国用,奉圣旨不许辞免。臣以非才,叨忝美职,月受厚俸,常自愧恐,无有报称,若果能有益于国,臣何敢辞?

  

   窃惟方今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积以岁月,庶几有效;固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也。

  

   若但欲知庆历二年裁减国用制度,比见今支费不同数目,只下三司令供析闻奏,立可尽见。

  

   臣愚以为不必更差官置局,专领此事。

  

   况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谷差遣。

 

   从劄子的内容来看,当时神宗是打算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由司马光来负责,裁减国用。但司马光先是请换作他人,神宗不许;司马光再辞,神宗就同意了。那个机构因此没有成立。神宗很年轻,很着急,大概是希望司马光大刀阔斧,一眨眼就砍掉困扰帝国的种种冗费,让国家从困顿的泥沼这摆脱出来。但司马光拒绝了,说那根本不可能,不是一个机构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高层的努力,必须皇帝本人、两府执政大臣,以及三司的主管官吏,三方共同努力;而且需要时间,不是一下就能办到。皇帝可能相当失望,因为他有太多的计划,那些计划都不能等。可能正是这种失望,让神宗倒向了、甚至是把神宗推向了王安石。那个没有成立的机构,也将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面目出现。

  

   正是这次推辞,使司马光备受后世的垢病,最有代表性的指责就是:让他干他不干!而别人(王安石)干,他又说三道四!司马光在劄子里曾说到,自己忙于纂修《资治通鉴》,所以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兼经济工作。我们今天假设,如果不是《资治通鉴》,司马光会不会去负责那个机构呢?恐怕也不会。因为有前车之鉴。

  

   第一个,仁宗庆历二年(西元1042年)四月初五日,曾命权御史中丞贾昌朝等,议裁减浮费。 裁减的结果怎么样呢?估计不会太好,因为大约一年半以后的庆历三年(西元1043年)九月,“庆历新政”就开始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庆历新政”,我们都知道,它是由范仲淹主持的。当时辽、夏交侵,国内财政几乎崩溃,仁宗一定心急如焚,提拔了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后,每次进见,仁宗“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跟人讲:“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他很慎重,想慢慢来。但仁宗又赐手诏督促,然后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这在宋代绝属殊礼。)发给纸笔,要他们当场写下奏疏。范仲淹、富弼皆惶恐避席(当时韩琦不在朝)。不得已,范仲淹退下后提出十项政见:一、明黜陟。(针对当时的“磨勘”制度而发,能者上,庸者下。)二、抑侥幸。(针对当时的“任荫”制度而发。)三、精贡举。(主张罢“糊名”,参考品行,进士先策论,后诗赋,兴学校。)四、择官长。(从选各路按察使着手,再让按察使鉴别各路官吏。)五、均公田。(使地方官实现高薪,从而尽职尽责。)六、厚农桑。(求富。)七、修武备。(求强。)八、减徭役。(撤并县乡,以减少公人,减少徭役。)九、覃恩信。(信赏。)十、重命令。(必罚。)前五项属于澄清吏治,解决“冗官”问题。六、七、八属于谋富强。最后两项,属于前八项的运用。范仲淹的思路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欲行富民之政,先从澄清吏治下手。除了第七项恢复府兵,辅臣以为不可而止以外,仁宗基本全部接受了。 但是改革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显然,反对主要来自官员们。澄清吏治的主要着眼点在裁减,但裁减触及了官员们的切身利益。仅仅一年不到,庆历四年(西元1044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如果接受了任命,司马光可能就是范仲淹第二。以司马光的审慎,他大概以为,范仲淹仓促受命本就是个错误。身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他不可能重蹈这样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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