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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司马光传——第四十二章 熙宁三年的科举  

2011-11-09 10:04:06|  分类: 司马光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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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熙宁三年的科举

 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三月初八日,神宗御集英殿策试进士,罢诗、赋、论三题(免试以示恩德)。二十一日,再御集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叶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八百二十九人。

  

   这一年,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以明经擢上第。

  

   四月初七日,照例在琼林苑设闻喜宴,宴请诸位新科进士。 这一年的闻喜宴,司马光、范镇、王珪都在座;他们的儿子同时登科了,按照习惯,他们互称“同年”。司马光当时有诗:

  

   和景仁琼林席上偶成

  (时康与禹玉、景仁、次道之子,同时登科,在席。)

  念昔琼林赐宴归,

  彩衣绿绶正相宜。

  将雏虽复慰心喜,

  负米翻成触目悲。

  殿角花犹红胜火,

  樽前发自白如丝。

  桂林衰朽何须恨,

  幸有新枝读旧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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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司马光五十岁,知天命之年,已是发白如丝。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事情会像钩子一样,一下子勾起我们沉睡已久的记忆,我们原来以为早就忘了的,可是经这么一勾,那些记忆突然异常清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叫我们顿生无限感慨,比如光阴荏苒,比如青春不再,比如老之将至,等等等等。司马光现在遭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钩子事情。宝元元年(西元1038年)的闻喜宴,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司马光却突然回忆起它,回忆起当时的彩衣、绿绶,以及青春的容颜。他悲从中来,三十二年的时光好像眨眼就过去了,韶华易逝,岁月蹉跎;可毕竟是儿子登第,后继有人,是喜事,司马光很快又从悲伤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像一位普通的老父那样,感到了欣慰和欢喜。

  

   自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诏令三年一科举以来,今年算是第二次。 我们都知道,英宗的生父濮王赵允让,字益之。这一年,参加考试的举子中间,有一个叫叶曼的处州(治今浙江省丽水市西)人,因为叶字与益字的读音相近,遂被黜。这当然有点冤枉,也非常可惜,对一个举子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可是当时,叶曼“杨杨而出,无一言祈请,亦无忧色。”就是说叶曼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毫不在乎,连一句请求的话都没有,也毫无忧色。 这当然令人感到诧异。但更令人诧异的是前三名的名次。

 

   本年科举前三名的名次曾经颇费周折。当时韩持国、吕惠卿初考,把阿谀时政的都列在高等,而直陈朝政缺失的居下。宋次道、刘攽覆考,“悉反之”,全都反了过来。吴冲卿、陈述古多从初考。叶祖洽在对策中说:“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这显然有拍皇帝马屁的嫌疑。初考叶祖洽为三等上。覆考为五等中。吴冲卿等上奏,从初考。但李大临、苏轼编排名次,列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五。神宗命陈升之当面读出上官均等人的对策,然后,擢叶祖洽为第一,陆佃第三。上官均遂为第二。苏轼退拟进士对策一篇献上,并说:“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神宗把苏轼的对策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苏轼自然很有才,但所学不正,又因为不得逞的缘故,言语就放纵到这种程度。之后,数次请将苏轼贬谪。

  

   司马光的喜悦可能相当短暂吧。变法正在步步推进,皇帝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一切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司马光想到了离开。实际上就在神宗策试进士的当天——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三月初八日,司马光就再次拒绝了枢密副使的任命。更早一些,我们还记得,熙宁元年(西元1068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司马光受命考察黄河,辞行时就曾因便请河阳(在今河南省孟州市南,当时孟州州治所在)、晋州(治今山西省临汾市)或绛州(治今山西省新绛县),当时神宗说:“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不可去!” 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二月初三日王安石参知政事,二月初九日,司马光入对,再次请求去地方任职,神宗还是不许,说:“卿名闻外国,奈何出外?”此前,吕公著出使辽国,当时司马光刚刚卸去御史台的职务,辽人因问司马光为何不再担任御史中丞了。吕公著回国以后如实上奏,神宗因此知道。

  

   与科举考试几乎同时,馆职考试也在进行。司马光负责拟策目,就是出题。三月二十八日,司马光拟定策目如下:

 

   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问一首

  

   问先王之治盛矣,其遗文余事可见于今者,《诗》、《书》而已矣。《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书》曰:“面稽天若。”盖言王者造次动静,未尝不考察天心而严畏之也。《诗》曰:“母念尔祖,聿修厥德。”《书》曰:“有典有则,贻厥子孙。”盖言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汤、文、武之法,而能为政者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草野之人)。”《书》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盖言与众同欲,则令无不行,功无不成也。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邪?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愿闻所以辩之。

  在这篇策问的题目下边,司马光用小字注道:熙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王介甫(王安石)言于上,以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因策目以此三事质于所试者。范景仁后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已为策目矣。”遂削之。明日,禁中以纸帖其上,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策目毕竟只是个题目,不可能太长,读来似乎给人惟祖宗成法是守的负面感觉。实际并非如此,这一点我们已经了解。司马光拟这样的策目,大概是想影响舆论,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阻止正在推行的新法。可皇帝很轻易就让他打消了念头,皇帝批示这个题目作废,要另外出题。司马光可能会特别无奈吧。

  

   大约一年前的熙宁二年二月,有人曾向神宗表达过类似天命不足畏的意思。之前天灾不断,地震连着地震,决口连着决口,当时有人就对神宗说:灾异都是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当时因足疾告假在家,听说以后慨叹: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于是,立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富弼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在帝国时代,君主在理论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没有对所谓天命的畏惧,权力就失去了制约,就可能被滥用。当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天命不足畏”很符合科学,而畏惧显得愚昧,是迷信。但这儿的畏惧和科学不科学、迷信不迷信,完全是两码事;它涉及帝国的政治体制,为制约君主权利所必需。

 

   后来有一天,神宗对王安石说:陈荐说外人讲,如今朝廷认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学士院试馆职策,问意就专指此三事。王安石答: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就是惧天变;陛下采纳人言,事无大小,唯是之从,岂是不恤?但人言固然有不足恤的,若合于义理,何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然应当如此。而且,仁宗在位四十年,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应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屡变?如今议者以为法皆可守,而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试如此,彼异论者更要议论纷纷了。

  

   王安石大概也感觉自己之前的话说得过头了,所以他辩解说现在朝廷还是怕天变的;至于人言,也是很在乎的,但也有的不必在乎;而祖宗之法,王安石还是坚持己见,认为肯定是不足守。对司马光批评的来说,王安石的辩解显得针对性不强,但变法毕竟不是辩论会,变不变法,也不是辩论就能决定的事情。变法已经在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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