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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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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司马光传——第五十章 流 年  

2011-12-05 13:35:02|  分类: 司马光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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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章

  

   司马光有诗《观孙儿戏感怀》

  我昔垂髫今白头,中间万事水东流。此心争得还如是,戏走阶前不识愁。

  

   孙子在脚边跑来跑去,这总容易让人想到天伦之乐,想到乐呵呵的白发老翁,他也许对此习以为常。但在某个瞬间,它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衰老,感叹似水流年。

  

   熙宁四年(西元1071年),吕公著以提举嵩山崇福宫居洛,司马光、邵雍、吕公著时相往来。吕公著生性沉默寡言,见邵雍必从容,终日也不过几句话而已。一天,吕公著对邵雍长叹说:老百姓受不了了。(民不堪命矣。)当时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的都是些新进的“险薄之士”,天下骚然,吕公著因此叹息。邵雍说:王安石本是远人,先生与君实引荐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王介甫者远人,公与君实引荐至此,尚何言?)司马光生气地说:都是公著的错。(公著之罪也。)熙宁十年(西元1077年)春,吕公著起知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南;孟州州治所在),河南尹贾昌衡率司马光、程颢在福先寺上东院,为他饯行,邵雍因病没去。第二天,程颢跟邵雍说:席间,司马光和吕公著为进退辩论不已,我以诗调解:“二龙闲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愿得二公齐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君实与晦叔席上各辩论出处不已,某以诗解之曰:“二龙闲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愿得二公齐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吕公著知河阳一年多,召拜枢密副使。后以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又以大学士知扬州。 

 

   熙宁十年春,司马光与范镇一起去河阳拜访了吕公著,住在后园。离开后,吕公著给客馆取名“礼贤”。

  

   我们已经知道,司马光与邵雍处得不错,常有唱和。一天,司马光登上洛阳的崇德阁。之前他约了邵雍,但等了很久,也没来,他写下这样的句子:“淡日浓云合复开,碧伊清洛远萦回。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看来,这个崇德阁是在林间,而且很高。邵雍和:“君家梁上年时燕,过社今年尚未回。谓罚误君凝伫久,万花深处小车来。”又和:“天启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须回。神仙一语难忘处,花外小车犹未来。”司马光曾对邵雍说:我,陕州人,先生,卫州人,现在都住在洛阳,就是同乡人了,理学造诣有如先生,应以年德为贵,官职不值一提。(某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先生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

  熙宁十年(西元1077年)秋,邵雍卒。邵雍得病后,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早晚探视。夏天,邵雍只是偶染小疾,可一直不见好转,可能他已有预感,笑着对司马光说:“某欲观化一巡,如何?”意思说他不行了。司马光安慰他:先生应该不至于。(先生未应至此。)邵雍说:生死是常事。(死生常事耳。)临终,司马光与众人在外间商量丧葬事宜,邵雍都听得到,他把儿子邵伯温叫来,说他想和父母葬在一起。七月初四日,邵雍写下:“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当夜五更,卒。

  

   司马光有《邵尧夫先生哀辞二首》 ,第二首忆及彼此的交往:

  慕德闻风久,论交倾盖(初交相得,一见如故)新。何须半面旧,不待一言亲。讲道切磋直,忘怀笑语真。重言蒙蹠(音稚,踏、踩)实,佩服敢书绅。

 

   两人一见如故,既有学术上的交流,又有精神上的沟通。我们还记得,邵雍曾说“君实脚踏实地人也。”最后两句,就是指这个。可是,这样一位朋友突然就去了。

  

   元丰元年(西元1078年),司马光六十岁了,范镇更大,七十一岁。 司马光有诗《六十寄景仁》

  

   从来好与天争力,困竭方知己力微。见事晚于蘧伯玉,今知五十九年非。 

 

  又有《和景仁七十一偶成》

  心地长闲为已物,年华不住是天时(天命)。当如海上乘槎(音茶,竹、木筏,也泛指船)客,维楫(系船的绳子与划船的桨)都无任所之。

  

   对时间而言,人类永远只有无奈的份儿。年轻或许不觉得,可等哪一天有了感觉,就势不可挡,就一败涂地,就后悔怎么就虚耗了那么多光阴。司马光当时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

  

   熙宁十年(西元1077年)十一月,张载卒。 张载,字子厚,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横渠先生”。曾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晚,二程(程颢、程颐)来,与论《易》,次日他对人说:“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意思是说二程深明《易》道,我赶不上,你们可从学。于是撤座辍讲。与二程谈道学精髓,涣然自信,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儒道自足,为何他求。于是尽弃异学,愈加纯粹。

  

   元丰元年(西元1078年)正月十六日,司马光有《答程伯淳书》

  

   程伯淳,即程颢,世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字正叔,兄弟俩并称“二程”,都是后世有名的理学家。

  

   程颢举进士,曾任晋城(今山西省晋城市)令,当时富人张氏父死,第二天一早,来了一老头,说我是你亲爹呀。(我,汝父也。)张氏又惊又疑,和老头来到县衙。老头说:我是医生啊,外出给人瞧病,老婆生了孩子,穷得养不起,就给了张家。(身为医,远出治疾,而妻生子,贫不能养,以与张。)程颢索要证据,老头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书,上写:“某年月日,抱儿与张三翁家。”程颢质问:张当时才四十岁,怎么会称翁?(张是时才四十,安得有翁称?)老头大骇,慌忙谢罪。熙宁初,因吕公著的举荐,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王安石执政,议行新法,言官极力攻击。程颢奉旨赴中堂议事,安石正生言官的气,厉色待之。程颢不紧不慢地说:“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意思是说天下不是你一个人的天下,请平心静气听我说完。王安石惭愧不已。在职八九个月,数论时政,不听,于是请辞言职。司马光在长安,上疏求退,称程颢公直,己所不如。司马光比程颢大十四岁,程颢这年四十六岁。

  

   从这封信内容来看,是张载去世以后,门人打算为他取一“谥”号,但该不该,不能确定,就请问程颢。正月十五日,程颢又询问司马光。当时司马光仓促答对,以为汉魏以来,这类例子很多,都可以;但回头又觉不妥,就写了这封信。信中司马光认为,以张载的平生志向,汉魏以下,不足取法,宜不谥。

  

   苏轼曾有《司马君实独乐园》 诗: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屦(音句,鞋),竹色侵盏斝(音甲,古酒器)。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全才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声名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先生,年来效瘖哑(音因雅,哑巴)。

  诗的内容很单纯,主要描述了司马光在洛阳的生活。

  

   司马光有《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 诗:

  

   使君仁智心,济以忠义胆。婴儿手自抚,猛虎须可揽。出牧为龚黄,廷议乃陵黯。万钟何所加,甔(音丹,陶制容器,似坛)石何所减。用此始优游(悠闲自得),当官免阿谄。向时守高密(指密州,治今山东省诸城市),民安吏手敛。乘闲为小台,节物(四季景物)得周览。容膝常有余,纵目皆不掩。山川远布张,花卉近缀点。筵宾殽核旅,燕居兵卫俨(音掩,整齐)。比之在陋巷,为乐亦何歉。可笑夸者愚,中天犹惨惨。

  

   从末两句来看,司马光的似是一首和诗。诗的大意是说苏轼过去任密州太守的时候,乘闲修了一超然台,比起陋巷中的独乐园来,其乐有过之无不及,他人不够谬夸而已。既说“向时守高密”,司马光写作此诗时,苏轼应已离开密州。

  

   诗人唱和本是常事。可是,元丰二年(西元1079年),麻烦来了。

  

   秋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音胆)及御史何正臣,交章弹劾知湖州苏轼讥讽朝政、诋毁圣上。舒亶在奏章中说:苏轼近来所上谢表,颇有严责时政之言,而流俗翕然,争相传诵。陛下发钱给务本业的贫民(指散青苗钱),他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申明法令,考核群吏,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他就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加强盐禁,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毁谤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内外,自以为能。并随奏章呈上苏轼印行的诗集三卷。

  苏轼真是让人艳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绝对算得上“文学超男”,他的作品不仅可以镂版印行,还可以刻石,我们今天的大牌作家,哪个有这样的待遇?但苏轼现在无暇享受这些,他正面临着审判。神宗诏知谏院张璪(音早)、御史中丞李定调查后上奏。当时李定请选派官员参与调查,并请罢免苏轼的湖州知州、派员缉捕。皇帝批示御史台选朝臣一员,乘驿马缉捕,罢免知湖州的诏旨,令一并带去。看来,情形已相当危险。

  

   据说,当时有一叫朱寿昌的大孝子,尚在襁褓时,生母遭弃。长大后,为官四方,孜孜寻访不辍。治平中,已至高官,听说母亲嫁到了关中,即弃官入关中,终于在陕州找到。当时士大夫对他的孝行多有歌咏。苏轼为作诗序,其中对不奉养母亲的人,严加责备。李定看到后,“大惋恨”,于是弹劾苏轼曾作诗毁谤朝廷。

  

   苏轼刚下狱,张方平和范镇都上书营救。张方平在奏疏中谈到苏轼的为人:“……但其性资疏率,阙于审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意思是说苏轼天性不拘礼法,行动轻率,好越位发表言论,但很快又后悔。因为是为苏轼开脱,不免夸大其词;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苏轼不拘礼法,喜欢对事情发表言论,特别是他认为不对的事情。这种性格自然容易招惹麻烦。

  

   十二月二十六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苏轼本来被判两年流放,但他运气好,正赶上特赦,就被宽免了。

  

   定案以后,御史舒亶又说收受苏轼讥讽朝政文字的人,也应受处罚。这些人包括苏轼的铁杆粉丝、驸马都尉王诜,此外还有王巩、李清臣、张方平、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二十二人。疏奏,司马光等皆特责。

  

   据说此案审判时,关于给司马光的赠诗,指控者认为,诗中说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就是讥讽现任执政不得其人;说儿童、走卒都知道司马光,终当进用,因为司马光曾论新法不便,那么就是终当进用司马光,来改变新法;又说司马光缄默不言,意思就是希望司马光继续进言,攻击新法。

  

   事后,苏轼写信给司马光,说:“轼以愚暗获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虽高风伟度,非细故所能尘垢,然轼思之,不翅芒背耳。”意思是说,我因愚昧获罪,咎由自取,没什么好说的,但波及左右,特感后悔。虽然先生的高风亮节,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蒙尘,但我想来,仍如芒刺在背。

  

   我们要说到《天圣帖》。

  

   众所周知,天圣中,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与庞籍,同为群牧判官。帖中所说的陈公,与庞籍是朋友,司马光“以孺子(儿童)得拜陈公于榻下”。元丰二年(西元1079年)八月乙丑晦,陈公之孙来到洛阳,他请司马光为陈公的诗集,写一篇序文。司马光审视那份手稿,就像审视流逝的韶华,他感慨:人的才志只有凭借诗文,才可以传之不朽,因为后代不肖,而湮没无闻的何可胜数!可悲的是今天才得见陈公的诗文,可喜的是陈公之孙能显融先烈。他是否想到了自己?司马光把他的喟叹,写进纸张,写进岁月,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清晰地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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