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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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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千古明君——宋仁宗 赵帧  

2011-06-21 12:01:32|  分类: 读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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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哪位皇帝最伟大?
  许多人会不假思索地报出一系列名字来: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宋太祖,成吉思汗,永乐皇帝,康熙,乾隆……个个都是赫赫有名、如雷贯耳,其人或开疆拓土,或既往开来,或文治太平,或武功盖世,在五千年华夏史上各自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却存在过一个功绩不如秦皇汉武,气魄不如唐宗宋祖,文采不如南唐李后主、北宋宋徽宗的皇帝,他不露声色,他默默无闻,甚至死后他的名字也不太被今世提及。
  这就是北宋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赵祯。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对内比较宽容的朝代。开国者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法顺利地卸下几个手握重兵大将的兵权,让他们回家享乐终老,并没有采用像其它朝代开国皇帝那样大开杀戒、尽诛功臣的血腥手段,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朝代与生俱来一个的“仁”字。
  据说赵匡胤还立过一个誓碑,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等,从后来的情况看,宋朝后几代皇帝,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外,也大都做到了这一点,宋朝皇帝们的所作所为,一开始就体现了一种不同于“大汉雄风”、和“大唐气象”的“大宋厚韵”。
  
  当然,一方面,宋朝重文轻武的特色使得兵革积弱、武力不伸,总处于外来民族的压迫欺凌之下,甚至最终因此而亡国;然而,任何短处也总伴随着长处,宋朝通过求和得来的珍贵太平,大力发展国力,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人民没有过重负担,免遭兵祸带来的苦难,应该说是历朝历代中生活最为安乐的,而赔给辽、金的岁贡,充其量只不过是宋朝整年收入的九牛一毛。据说大宋都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相当于现在的纽约,而宋朝的国民GDP相当于全世界总量的80%以上,更是如今的美国也无法企及的。宋朝以她特有的方法,外安邻邦,内养生息,换取了中华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发展时期。
  
  宋仁宗赵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上登场的。
  
  说起宋仁宗,还有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那就是:狸猫换太子。
  《狸猫换太子》就是以宋仁宗为原型的一个故事,由此可知,仁宗赵祯身世也颇为坎坷。但是,历史上的刘妃并非小说戏剧中那样阴险毒辣,而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才华不亚于武则天的的实权派女子——刘娥主。刘娥主主事期间,举贤用能,闻言纳谏,断事公平,少任私人,幼年的赵祯,就是在这样一个女子的垂帘之下成长的。
  刘妃死后,仁宗亲政,方才从旁人口中知道自己的身世,当得知其生母李氏早已不在人间,一时间痛不欲生,有人趁机向仁宗告发刘妃权倾朝野时的斑斑劣迹,特别是对赵祯生母李皇后大不敬,仁宗命人开棺相认,见李氏“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于是叹曰“人言岂可信哉!”仁宗下旨重新安葬两位母亲,并建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李两氏牌位。奉慈庙的建立,除了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并逐渐摆脱了刘娥主政洒下的阴影。
  
  历史上的宋仁宗,并没有身世不幸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大权在握而肆意妄为,相反,仁宗赵祯很难能可贵地体现出了一种温文尔雅的风范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仁宗主政期间,政治环境相对开放,每有大事都召集群臣一同商议,且态度诚恳,不以帝位压人。宋代名相包拯,有一次在反对仁宗提拔张尧佐在朝为官时,上殿直谏,“反复数百言,言吐愤疾”,溅了仁宗皇帝一脸唾沫星,仁宗非但没有发怒,反倒过来安慰包拯,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错误,将任用外戚的计划废除。不说别的,单单这份度量,就在历朝历代皇帝中堪称第一。
  宋仁宗在刑法上也采取废除肉刑政策的从轻政策,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史称“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仁宗执政时期,四川有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称其造反,交付皇帝严加惩治。可仁宗却看清了形势,知道是只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首诗泄泄愤,治重罪倒不如给他个官做安定人心来得好,所以不知其罪反而授其为司户参军,一时间传为美谈佳话。
  
  任何一个朝代,判断一个君王是否贤能,首先要看其下属的官员百姓。仁宗执政的时期,可谓是中华历史上罕见的贤能辈出时期。在这短短的四十年中:谏臣有威名远播的包拯;武将有建功立业的狄青;改革家有意气风发的范仲淹、稳重沉厚的文彦博;历史学家有彪炳史册的司马光;书法家有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词人有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柳永和运词别致浓丽的晏殊;理学家有大名鼎鼎的程颐、程颢两兄弟;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柳宗元和韩愈之外,苏洵、苏辙、苏轼、王安石、欧阳修、曾巩几乎全都活跃在仁宗朝……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只要其中一个出现在某个朝代,可以说那个朝代就不是失败的,可苍天偏偏戏弄众生,让中国的文人才子们都集中涌现在了仁宗赵祯执政的这短短几十年中——“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宋仁宗赵祯死后,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黎庶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在是凤毛麟角。 事实上,赵祯既没有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也不像宋徽宗那样多才多艺,他的过人之处,仅是对臣僚、对百姓比较宽容,即“仁”。

在行政上,赵祯尊重主管部门的自主权,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夏竦曾两度担任枢密使(国防部长),并有〈文庄集〉行世,也算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管干部”。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原父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献”。

 

皇帝想给“帝管干部”一个“荣誉称号”,要是搁在其他朝代,大臣都会争夸“皇上圣明”,没准儿还会年年纪念圣谕发表多少周年呢。

赵祯对读书人也比较宽容,没有兴过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高考”中“恶毒攻击”,即使搁在现在,也不能被录取;倘若赶上“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赵祯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赵祯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

 

据柏杨先生考证,中国从黄帝开始到溥仪逊位,4643年间,一共出了559个皇帝或国王。其中,有资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穷兵黩武,导致国库亏空(如汉武帝刘彻),有的造成国家动乱(如唐玄宗李隆基),有的以亡国告终(如后主刘禅、梁武帝萧衍),赵祯却稳稳当当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与他的“仁”不无关系。

 

其实,中国的百姓比较容易满足,只要让他们的日子过得去,他们才懒得闹事呢。

  赵祯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谥封为“仁”的皇帝,而他的所作所为,也不愧为一个“仁”字。  
  也许问历史上哪个皇帝最伟大,可能一时间说不出来。但如果问封建社会中国文人士大夫最想生活在哪个朝代,那也许就非宋仁宗统治的朝代莫属了。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嘉祐四年(西元1059),这时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

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10101063)四十二年不识兵革。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   

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 、《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   

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宫中福宁殿。遗诏中说: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   

宋仁宗於公元一〇二二年继位,一〇六三年去世,在位四十一年。其中刘太后临朝听政十一年,自己亲政三十年。他求治心切,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法,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才能富国强兵。可是做了长期准备工作的「庆历变法」很快就失败了。对於皇帝,我们也不能只凭成败论英雄。这位仁宗皇帝确实是有不少事情没有做成,但是他一辈子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孜孜不倦地做下去,这也很不容易。他还没有亲政,就发现了范仲淹是个人才,总想加以重用。「庆历变法」失败,他并没有灰心,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在西北边疆战事不利之时,在南方获得一次大捷,也足以振奋人心。在狄青受到排挤而去职之后,他又支持包拯在开封府秉公执法,反对权贵横行。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为知制诰,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们还能说他没有作为吗?   

其实,作为一个皇帝,不需要他自己去做什么具体的事,只要他能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长期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执法公平不出或少出冤假错案,让老百姓能过和平安定的日子,这就很不错了。中国的老百姓是善良的,又是勤劳的,他只要有口饭吃,不饿肚子,又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让他生产,让他创造,不需要任何人督促,他就会埋头生产,耐心创造。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宋代官员待遇比较优厚,退休之后能够优游林下,吟诗作文。这种厚禄制度,使得官员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创作,所以文学艺术,成果累累,能够流传万世。宋代以科举取士,政府官员都是文学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事,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   

中国的几大发明中,能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於仁宗时代。公元一○四一至一○四八年的仁宗庆历年间,淮南路蕲州蕲水县(今湖北英山县)的布衣毕升发明了「陶活字印刷术」,他是印刷工人出身,自然是无官无职的老百姓。正因为当时文化事业发达,有大量印书的需要,才促成了这样一件重大发明。不久,山东农民王祯又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无锡布衣华燧又发明了「铜活字印刷术」。以后,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越南,十五世纪传入欧洲,德国第一次用活字印刷《圣经》是公元一四五六年,比毕升时代晚了四百年。火药用为武器,首先记载於《武经总要》一书,这是由仁宗时代曾公亮、丁度等人编纂的。从此,世界就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南宋的虞允文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就曾经使用过霹雳炮。仁宗时代的进士沈括是个博学多才的大科学家,他对天文、历法、物理、数学、医学、音乐无不精通,而最重要的发明,则是用於航海的指南针。公元一一一九年,宋代朱彧在《萍州可谈》一书中写到,当时广州的海船出海,遇到阴雨,就用指南针指示方向,这是个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是朝南而微微偏东。他把指南针的偏向,叫做磁偏角。英国人到了十七世纪才发现这种现象,比沈括时代迟了四百多年。   

过去我们读历史,总难免会有一点势利眼光,认为要做出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才能算是大英雄,没有把零零碎碎的事情放在眼里。现在把宋仁宗一生一世所作所为认真梳理一下,觉得他所做的事还真不少。而且,那么多的旷世奇才都涌现在他那个时代,那么多的发明创造也都出现在他那个时代,这难道不是他的功劳,这难道不是他的贡献!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中间,没有第二个皇帝能在这方面和他相比。请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刮目相看,对他这个历史人物再作一次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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