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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寂寞

自己和自己说历史的地方

 
 
 

日志

 
 

司马光传——第十三章 在并州  

2011-10-08 08:52:01|  分类: 司马光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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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在并州
    一 太原印象
    当时的并州只是一座迫隘的城镇,它在旧太原城的东北,属太平兴国七年(西元982年)匆匆建起。
    三年前,即太平兴国四年(西元979年)的五月初五日,宋军攻破北汉的京师太原。 同月,毁太原城,改为平晋县,又以榆次县(今山西省晋中市)为并州;迁太原城中僧、道及富户往西京洛阳。五月十七日,在榆次修筑并州新城。五月十八日,这个起初叫赵光义,后来改名赵炅的人跑到太原城北,登上城楼沙河门楼,要城中居民全部迁往新并州,他派人四处放火,将城中民居全部烧毁。老百姓扶老携幼来不及逃出,死者甚众。 太平兴国七年二月,再将并州州治由榆次迁往三交寨。 从历史地图上看,当日的并州包括了今天的盂县、寿阳、太谷、祁县、文水、交城的部分或者全部。
    现在是仁宗至和二年(西元1055年),司马光37岁,按照现在习惯的算法,就是35岁多或者36岁。与他年龄相仿的作者,在近千年后的太原城里,写下本章。
    司马光到达太原的具体时间,我们已经无法确知。但是在冬天无疑。他在《苦寒行》 中描述到此次赴并的艰辛,他说:穷冬北上太行岭,霰雪纠结风峥嵘。司马光的离开,要到仁宗嘉祐二年(西元1057年)的六月。这样,司马光在太原的时间,保守地估算,应该有一年零六个月。
    我们先来看九百多年前的太原,留给司马光的是些什么印象。
     首先是冷。翻检司马光那个时期的诗文,久远的寒冷就隐隐约约向我们袭来。先看前边已经提到过的《苦寒行》。前边的几句是写给太行山的,不去提它;后边的才是写给太原的:
    跨鞍揽辔趋上府,
    发拳须磔指欲零。
    炭炉炙砚汤涉笔,
    重复画字终难成。
    谁言醇醪能独立,
    壶腹迸裂无由倾。
    意思是说,早晨骑马去上班,头发给冻得拳曲起来,胡子好象快要冻断了,指头感觉似乎是要掉下来;到了州府办公,得用火炉把砚台烤热,这样磨的墨才不至于冻结,毛笔要用热水烫开;写字很困难,不是墨冻住,就是毛笔冻住。写一个字要重复画很多遍;酒壶被冻裂,酒流出来。寒冷使当日的司马光甚至想到了死:
    古人有为知己死,
    只恐冻骨埋边庭。
    就是说为知己而死也算死得其所,只是把尸骨埋在这寒冷的边地,实在叫人难以忍受。他所说的死,大概还不是战死,而是冻死,因为通判的职责不过是连署公文。
    还有另外一首,诗名就叫《晋阳三月未有春色》 ,光看题目,就让人沮丧,沮丧地知道太原的寒冷,留给司马光的印象有多深刻。并州的春天姗姗来迟:
    上国花应烂,
    边城柳未黄。
    可偏偏秋天还冷得特别早:
    仍说秋寒早,
    年年八月霜。
    在春天就开始担心冬天,可以想见,当日太原的冷在司马光看来,是一件多让人受不了的事情。
    边城。当时的并州属河东路。河东路的北边就是契丹,西北则与西夏接壤。当然并州不是河东路最北的州府。但跟京都汴梁相比,已经是很遥远的边城了。我们都知道,通常的情形是,距离政治中心越远,升迁的机会也就越少。司马光为此非常郁闷,并在并州写下这些恍惚的句子:
    忽忽此何地,
    经时更自猜。
    深疑醉里得,
    复似梦中来。
    薄宦真何益,
    浮生信可咍(笑)。
    鹏蜩(音条,蝉的一种)定有分,
     不若寸心灰。
    司马光内心因郁闷而起的凄清甚至与温度无关:
    穷边已深夏,
    气色耿清秋。
    鲜旭开山郭,
     凉烟澹戍楼。
    这种凄清无时不在,即使是朋友同僚们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陪诸君北园乐饮》 的前边几句还是在劝酒,要大家及时行乐、一醉方休,最后,却突然笔锋一转:
    须知会府闲时少,
    况复边城乐事稀。
    花卉正浓风日好,
    今年已不负春晖。
    又有一首《和懋贤闻道矩小园置酒助以酒果副之以诗》 ,其中司马光写道:
    珍果醇醪与新句,
    并将佳味助清欢。
    连欢喜,也是凄清的了。
    饮食差,起码是不合口味。现在太原人冬天爱吃的羊汤、羊杂割,大概在当时就已经流行了。初到太原的人,对这种地域性的美食,一时半会都不大容易接受。司马光也不例外。他在一首叫做《酪羹》 的诗里说:
    军厨重羊酪,
    飨士旧风传。
    看来它当初属于部队上的大锅饭。当然,这种食物跟吴地是没法比的,不论是在工序的繁多,还是在用料的考究:
    不数紫莼滑,
    徒夸素鲔鲜。
    司马光甚至因此感到惭愧:
    莫与吴儿说,
    还令笑茂先。
    ——千万别跟吴地的朋友们提起,不然肯定要遭他们的笑话。
     显然,司马光对太原的印象不佳。但也绝非全是灰色。三月以前并州无花,只有雪:
    春风不胜雪,
    散漫度龙沙。
    密映缘谿柳,
    争非乱眼花。
    鸱夷赊美酒,
    油壁系轻车。
    塞下芳菲晚,
     聊将当物华。
    还好,三月以后终于有花,是杏花:
    田家繁杏压枝红,
    远胜桃夭与李秾。
    何事偏宜闲处植,
    无端复向别时逢。
    林间暂系黄金勒,
    花下聊飞码碯钟。
    会待重来醉嘉树,
     只愁风雨不相容。
    司马光居所的窗外有一株老杏,他专门为它写下《北轩老杏其大十围春色向晚止开一花予悯其憔悴作诗嘲之》
    春木争秀发,
    嗟君独不材。
    须惭一花少,
    强逐众芳开。
    顽艳人谁采,
    微香蝶不来。
    直为无用物,
    空尔费栽培。
    批评了老树,又觉得有点对不住它,接着,又站在老树的立场上,以老杏的语调,写下《杏解嘲》
    造物本非我,
    荣枯那足言。
    但余良干在,
    何必艳花繁。
    壮丽华林苑,
    欢娱梓泽园。
    芳菲如可采,
    岂得侍君轩?
    这样一会是人,一会又是树,左一首右一首,来回地嘲笑和反嘲笑,已是满纸童心。司马光此时的心境是清明的,甚至是欢畅的,虽然可能很短暂。
    还有梨花。《和道矩红梨花二首》
    繁枝细叶互低昂,
    香敌酴醿艳海棠。
    应为穷边太寥落,
    并将春色付秾芳。
    蜀江新锦濯朝阳,
    楚国纤腰傅薄妆。
    何事白花零落早?
    同时不敢关芬芳。
    诗句很香艳,因为所描绘的事物本身香艳。他喜欢这些或红或白的花,因此变得小心翼翼:
    数日不至后圃今晚偶来芳物都尽率然成诗
    烂漫不解赏,
    飘零空惨凄。
    残红正满地,
    不忍踏芳蹊。
    我们的司马光简直要赶上荷锄葬花的林妹妹了。
    要不是这些或红或白的精灵,司马光一定会很寂寞。
    太原之所以在司马光的记忆这样灰暗,可能跟他的儿子们有关,他们先后在并州夭折。我们还记得司马光在《苦寒行》里曾说妻愁儿号强相逐,万险历尽方到并。但与司马光的家庭关系密切的邵伯温却说:司马温公从庞颖公辟,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关于这一条曾又争论,有人认为是邵伯温误记;但无论如何误,一个基本的意思肯定不会错,就是那时候司马光没有儿子。苏轼又在《司马文正公行状》里说:(司马光)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为秘书省校书郎。从以上这些内容判断,在并州夭折的,可能就是司马童与司马唐。中年丧子本来就是人生一大悲剧,他眼里的世界整个都是灰色的,太原当然也不例外。
    邵伯温继续记道:庞籍的夫人说起,为买来一妾,但司马光根本不理会。司马光夫人怀疑是有所顾忌,一天教那妾说:等我走了以后,你好好打扮打扮,就到书院那边去。这是给司马光一个亲近的机会。那妾照着吩咐去做,到了书院,司马光惊讶地说:夫人走了,你怎么能到这儿来?急忙把她打发走。庞籍知道后,对僚属赞叹司马光的贤能。
    邵伯温又说:在太原任通判的时候,司马光除用公家按月定量供给的酒招待宾客外,不另请。 这可能是因为节俭的习惯,也可能是因为内心的忧伤。
    二 丰州、绛州之行
    但司马光不可能成天沉浸在此丧子之痛中,也不可能总是饮酒作诗;他现在是并州的通判,他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一个早春天气,司马光曾陪同庞籍,到城西阅兵:
    从始平公城西大阅
    沧溟浴日照春台,
    组练光中玉帐开。
    汾水腾凌金鼓震,
     西山宛转旆(音佩,旗帜)旌回。
    逍遥静散晴空雨,
    叱咤横飞迥(音窘,远)野雷。
    坐镇四夷真汉相,
     武侯空复道英才。
    司马光当日的阅兵场所,距离本书作者现在所坐的地方,不过咫尺之遥,汾水、西山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事物。摇曳的旗帜、雄壮的呼号,似乎正从诗句的背后凸显出来,我们隐约可以见到或者听到。
    庞籍现在除了并州知州,还兼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虽是并州通判,同时也是庞籍的助手。司马光曾受庞籍的派遣,于三月的最后一天,踏上丰州(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南)故城。元昊攻陷丰州是在庆历元年(西元1041年)的八月十八日,知州王余庆、权兵马监押孙吉、指使侯秀战死。 司马光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
    春尽芜城天一涯,
    白榆生荚柳生花。
    满川战骨知谁罪?
     深属来人戒覆车。
    丰州故城的荒凉,一定让司马光记忆深刻,由此引起的思考,将影响到他后来的许多观点。
    仁宗嘉祐元年(西元1056年)九月壬寅,司马光曾因公赴绛州(治今山西省新绛县),游鼓堆祠,并写下《题绛州鼓堆祠》
    从中我们知道,鼓堆在州治西北二十五里,一说作古堆,但本州图、志均作鼓堆。人走马踏,蓬蓬如鼓,大概是水源充满石下的缘故。鼓堆西边的山叫马首。东边陵墓高大,彼此相连,相传是古晋国的九原。北边水出泽堂,别名清泉堆。鼓堆周围四里,高三丈,中间高四周低,圆鼓鼓的,形状像扣着的釜(古代炊具,类似锅)。水源数十环绕,汩汩而出,在南溶汇集成深潭,中多鱼鳖蟹蝉。水极清,可照见毛发,严寒不结冰,大旱不减少,淫雨不溢出。其南分为三渠,一引入州城,供吏民园林池沼之用,一散布田间,灌溉万余顷,其余流入汾河。经此水灌溉所长禾麻稻麦,肥茂香甘,与他处迥异。堆上有神祠,大概水属阴,所以神为妇人像,祠中的石刻附会,以为是尧后及舜的两个妃子。司马光认为此水有清明之性、温厚之德、常壹之操、润泽之功,即便古代圣贤也无以复加,其庙享受百姓的供奉属理所应当,没必要假借尧后舜妃的名义,然后才可祭祀。然后他郑重记下同游诸人姓名及写此文的原因:嘉祐元年九月壬寅,通判并州事司马光以事至绛州,从州之诸官尚书比部员外郎薛长儒元卿、国子博士刘常守道、尹仲舒汉臣、判官陈太初寓之同游祠下,爱其气象之美、登临之乐,而又功德及人若此其盛,愍(音敏,忧虑、担心)流俗之讹不可以莫之正也,于是题云。
    绛州距离夏县不过百十里。我们还记得,司马光曾于仁宗皇祐二年(西元1050年)请假回乡,转眼已经过去了五、六年,教他如何不思念。何况已经这么近。这一年,司马光趁便回乡祭扫先茔。但因为是私下的行为,又有公事在身,所以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甚至不及去县城。
    闻喜与夏县毗邻,司马光曾与闻喜知县马中庸邂逅,又匆匆而别。回到并州后,司马光收到马中庸的信,原来闻喜县刚修了孔子祠,即我们习惯上常说的孔庙,或者文庙,请司马光写一篇文章记事,当然,文章是要刻石的。这当然是很高的荣誉。但司马光以禀性愚昧寡闻、文章粗恶浅陋恳辞,他说:平居(平时)为朝夕近用之文,犹多乖僻,取人嗤傲;况于语先圣之道,载贤令之功,镌之金石,传之将来?
    但马县令三次派人来,诚心相邀。我们知道,如果再不肯答应,那就不通情理了。盛情难却,司马光答应下来,为作《闻喜县修文宣王庙记》
    此时司马光的好友聂之美在韶州(治今广东省韶关市)任职,司马光寄诗给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去年我的两鬓生了白头发,今年春天又掉了一颗牙齿。人生就像一枚空中辗转的落叶,游宦又像一叶四处漂泊的浮萍。你我天各一方,我在塞上紧裹貂裘抵御寒风,你却远在天涯受着海风的熏陶。唉,啥时候咱俩去隐居,悠游自在、清清爽爽地过日子,柴门紧挨着柴门,做个好邻居?当然,这只能是想想而已。
    三 请建储副
    嘉祐元年(西元1056年)正月初一日,仁宗御大庆殿接受朝贺。前一晚下大雪,仁宗在宫内赤脚祈祷,到次日晨天终于放晴。百官已就列,仁宗突感晕眩,牙关紧咬,冠冕歪斜。近侍忙用手抠开他的嘴巴,流了些口水,才稍好一些。仁宗的这种症状,据认为可能就是中风。正月初五日在紫宸殿宴请辽国使者,宰相文彦博到御榻前向仁宗祝酒,仁宗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不乐邪?”——不高兴?文彦博知道皇帝有病,怔在那里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正月初七日,诸大臣进宫询问病情,仁宗大叫着疯跑出来。此后仁宗的病情时有反复,直到正月二十二日,才痊愈。
    左千牛卫大将军赵宗实(即后来的英宗皇帝),从小生活在宫中,仁宗、皇后都把他当作儿子抚养,后来出宫,仍问讯赏赐不断。仁宗得病以后,宰相文彦博等请早日立嗣,仁宗表示同意。文彦博等了解到仁宗属意赵宗实,遂议定请立宗实为嗣,已拟好奏章,但随后仁宗痊愈,此事也就搁置起来。五月,知谏院范镇上疏论继嗣。
    司马光闻而继之,六月十九日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
    其中,司马光说:陛下好学多闻,博览经史,试以前古之事质之,治乱安危之几(音机,隐微、征兆),何尝不由继嗣哉: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分先定则安,不先定则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机,间不容发。就是说,皇位继承人是国家治乱的根本,得其人则天下治,不得其人则天下乱,名分先定则社稷安,不先定则社稷危。接着他举了个例子:今夫细民之家,有百金之宝,犹择亲戚可信任者使谨守之,况天下之大乎?意思是说,现在老百姓家里有个值钱的宝贝,都要请可信赖的亲属妥善保管,何况是天下社稷呢?然后谈到孝,他说:臣闻天子之孝,非若众庶止于养亲而已,盖将慎守前人之业,而传于无穷,然后为孝也。”——天子的孝,不是像平民百姓止于奉养父母,而是谨守祖先基业,使传之久远。
    司马光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的结果:臣诚知言责不在臣,言之适足自祸。然而必言者,万一冀陛下采而听之,则臣于国家,譬如蝼蚁,而为陛下建万世无穷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荣多矣。这些话用现代的白话文来说就是,臣当然知道自己并无言责,说了会惹来麻烦。明知如此还要说,是想万一陛下采纳,那样臣于国家,好像蝼蚁,却为陛下奠定了万世的根本,挽救了四海万姓的生命,臣荣幸之至。
    我们过去总以为,帝王时代的臣子是如何如何谨小慎微,如何如何战战兢兢,似乎已被皇权压得脑瘫,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现在看来不是,起码在司马光不是那样。他想到的事情,就敢说出来。
    八月初一日,司马光继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二状》
    他首先提到上次的奏疏:臣先于六月十九日,辄以瞽言干犯圣德,伏地倾耳,以俟明诏,于今月余,一无所闻。陛下宽仁,不加诛于狂愚之臣,然亦未赐采纳。臣窃自痛人品猥细,言语吃讷,不能发明国家安危大体,致陛下轻而弃之,此皆臣之罪也。虽然,臣性诚愚,位诚贱,而意诚忠、语诚切,愿陛下不以人之愚贱,而废忠切之言,少留圣心于宗庙社稷之至计,则天下幸甚。帝王时代的君臣,在关系上即相当于父子,司马光把握着适合的语气,把不被采纳的原因归于自己。但是,又强调自己良好的出发点,希望皇帝因此而听从。
    司马光认为,国家政有大小,事有缓急,知先后,则功无不成。而当下至大至急的,无过于储贰。他说:以臣之愚,当今最大最急之患,在于本根未建,众心危疑。
    接着重申前请:现陛下虽已痊愈,但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心存疑惧,应趁此时早择宗室当中贤者,使摄居储副之位,内以辅卫圣躬,外以镇安百姓。为了照顾皇帝的面子,司马光又假设储贰已定,只是暂时保密,不想公开。司马光认为这也不足取:审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则?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抉耳而听,以须明诏之下,然后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司马光可能担心那样不容易办到,又退而求其次:若以储副体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辅政,或典宿卫,或尹京邑,亦足以遏祸难之原,靖中外之意。
    九月初三日,司马光再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三状》
    司马光表达了自己的愤懑:臣先于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两曾上言,乞择宗室贤者进而用之,盖以上则辅卫圣躬,下则镇安百姓,迄今未闻圣朝少垂采听。臣诚愚昧不达国家高远之意。若臣所言非邪,当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谓圣心不宜弃忽。岂可直以臣之愚贱,不察其言,若投羽毛于沧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大意是说,臣愚昧,实在搞不懂国家的用意,如果臣说得不对,就应当治罪,明示天下;如果说得对,也可以说圣心宽大。怎可只因为臣性愚位贱,干脆不理会,如在沧海中丢一支羽毛,杳无音信,不知所终?
    担心是自己的身份影响了进言的效果,司马光解释说,古代谏诤无官,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平头百姓,无人不可;设谏官以后,若不在其位就不许进言,下情将壅蔽不通,以至路人皆知,上边却听不到,这样的危害不可谓不小。司马家三代食禄,都吃皇粮,父亲又特蒙提拔,位至侍从,自己常思报答。而且,此前陛下因为水灾,特下诏求直言。又陛下即臣子的父亲,哪有为人子,明明看到危险,却不告诉父亲的。
    可是朝廷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司马光担心道路遥远,仁宗又深居九重,奏疏是不是在传送的过程中,被丢失或者丢弃了,根本就没有送达。于是又写信给好友范镇,附寄所上奏章的副本,希望范镇代为转致皇帝。
    司马光在那封信中说到自己的志向:光向者不自知其贱且愚,辄以宗庙社稷深远之计,冒闻朝廷,诚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谋大,触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于国家而死,死之荣也。然后说到奏疏上呈之后的情形:无何,自夏及秋,囊书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托付的理由,司马光说:窃思当今朝廷,谏争之臣,忠于国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谁望哉?最后他说到事情本身:伏冀景仁察其所陈,果能中于义理,合于当今之务,则愿因进见之际,为明主开陈,兹事之大,所当汲汲留意,不当因循简忽,以忘祖宗光美之业,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赐省览,知其可取、可舍、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赐之,无使孤远之臣,徒怀愤嘿嘿,而无所告语也。
    司马光再三努力、想方设法要达到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读到他的奏疏,而那些奏疏却可能给他带来危险。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国家社稷的安全。这次进言在司马光政治生涯当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皇帝可能对此事的印象非常深刻,因此影响到司马光人生的走向,这一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
    四 屈野河事件
    麟州(治今陕西省神木县北)位于黄河以西,控制着西夏的要冲,时属河东路管辖。
    麟州城中无井,只有一沙泉,在城外。曾打算扩展城墙,把沙泉包进来,可是沙泉附近容易下陷,俗谓之抽沙,就是流沙,根本没法筑墙,只好作罢。庆历(西元1041——1048年)中,有人给元昊献计:麟州无井,要是包围麟州,不消半月,兵民都要渴死。果然,元昊围城才几天,城里已经大窘,有军士献策说:元昊围而不去,一定是拿没水作文章;现在我们搞些沟泥来,让人登高把泥涂在草堆上,故意让敌人看到,这也可算是伐谋的一个方面。州将依计而行。元昊望见,急诘当初献策的人:你说无井,现在却有泥去护草堆,这是怎么回事?立即将那人斩首,退兵而去。这次虽侥幸脱困,但麟州始终以无水为忧。 这样一座城,显然非常危险。
    麟州屈野河(今窟野河)西多良田,与西夏接壤,但彼此疆界不明。天圣(西元1023——1031年)中,朝廷禁止到河西耕种,其后的数十年,西夏乘机蚕食,逼近麟州,遂成河东路一大隐忧。庞籍到任后,朝廷诏令边吏禁止,边吏多以武力掳掠,夏人因此怨恨,常在边境聚兵万余,伺机报复。
    仁宗嘉祐二年(西元1057年)夏,庞籍派司马光前往麟州视察。
    麟州官吏说,州城西临屈野河,从河西至边界的五六十里,连侦察哨所一类的设施都没有,敌人因此得以肆意耕种,游骑往往直至城下,甚至绕到城东,州人都不知道。去年已在河西修一小堡,布置了哨兵,曾向经略司请示,在小堡西增建二堡,但今春以来,敌骑屯聚,遍布河西,经略司下令等敌骑退去,再听指挥。现在敌众已全部散去,如果乘此机会,迅速在城西二十里左右增筑二堡,每堡要不了十天就能竣工,等到夏人再次聚集,两堡早已有了防备,敌人不能怎么样。这样麟州可永免遭遇突袭的危险,州兵出入也有个落脚的地方,堡外被侵占的田地也可悉数收复。
    司马光考虑,二堡一旦修成,成为麟州的耳目屏障,堡外三十里夏人就不敢来耕种,这样城西六十里内就没有敌人。然后招募百姓耕种,能耕种麟州城西至屈野河闲田的,返其税役的一半,能耕种屈野河西闲田的,长期免税役。这样,耕种的人一定很多。官府看似从中并没得到什么,但粮价肯定会降低,部队可以就地收购,河东一路百姓再不用长途输送,负担也会逐渐减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味听之任之,麟州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座孤城;有此二堡作麟州的耳目屏障,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回到并州,司马光向庞籍作了汇报。庞籍遂令麟州依申请修筑二堡,并要他们精加侦察,严加防备。大概因为时间紧迫,庞籍只是向朝廷作了奏报,没有等朝廷的批复,就下达了命令。没料到命令下达后,敌众再次大规模聚集。仁宗嘉祐二年(西元1057年)五月五日夜,麟州兵官郭恩恃勇轻敌,率千余人出城,直奔河西,前无侦察,后无策应,中无部队,只带酒食,不做战备。他们过了屈野河,走到一个叫忽里堆的地方,遭到伏击。管勾麟州军马事郭恩、走马承受公事黄道元被俘,知州武戡逃回。后来黄道元也被放回。郭恩等在行进中,曾有人报告,说敌众已在河西集结,但郭恩等不信。
    当初,边吏掳掠夏人,庞籍认为西夏称臣奉贡,未失臣礼,这样做理亏在我,下令边吏加强戒备,不得侵犯,晓之以理。但夏人不肯退去。召使者重定边界,又不来。于是禁止边境贸易,西夏大穷,遂表示愿意派使者重定边界。送信的使者来了有几天,就发生了这事。事后西夏因为私市的原因,仍派使者来,并请退还河西二十里田地,庞籍不答应。
     朝廷命侍御史张伯玉调查此事,这厮当时刚刚上任,正想收拾个把大臣以成名。庞籍以修筑堡寨之议,司马光曾有参与,恐怕此事会对他不利,在上交文书的时候,有意将与司马光有关的文件隐藏起来。御史于是弹劾庞籍擅自于边境筑堡以致兵败,又藏匿与案件相关的文件。因此之故,仁宗嘉祐二年(西元1057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庞籍被贬为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治今山东省青州市),兼京东东路安抚使。而司马光因为庞籍的保护,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夏六月,司马光奉调回京,改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
    回到京师,朝论纷纷,以为忽里堆之败,都是因为筑堡生事。司马光每见朝官,就要讲解西夏侵我田地本末、二堡不可不筑的形势,此前兵败,大概由边将轻敌无备,本非筑堡之过。言之切至口几流血”——言语急切,嘴巴几乎流血。但世俗常情,成是败非,司马光的辩解,没有丝毫用处。向数十百人陈说,竟无一人相信。司马光知道没用,索性闭口。
    在《论屈野河西修堡状》 中,司马光具陈事件原委,认为兵败的原因,在于无备,不在修堡与过河。又竭力为恩公庞籍辩解,把责任全部包揽过来,说庞籍不过是错误地听从了自己的建议,请求朝廷只治自己一人的罪。
     朝廷未有答复。十一月庞籍等被责降,麟州官吏也各有处罚,司马光又上《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 ,再次请求将自己治罪。他说朝廷若不认为筑堡错误,庞籍等就不应受到责罚;若认为错误,庞籍之前已下令麟州,停修此堡,因自己前去考察,才再次谈起,武戡、夏倚等虽建议,但没有自己的转达,也到不了庞籍那里,由此说来,筑堡的事情,都是因自己而起,要治罪,自己应首当其冲。现在庞籍等先受到责罚,唯独自己未有惩处,内心实在惭愧,无以自处。况且在并州的时候,受经略司委托,负责本司重大公务,庞籍处理边事,都要咨询到自己,此次兵败,完全是因为采纳了自己的建议所致。希望朝廷从重惩处。
     两章上奏,都没有得到批复。司马光又到中书省、枢密院请罪,将自己重则处斩,中则流放,最轻也要打发到一边远州郡任职,但两府大臣明确告知,并未判定有罪,他们也没办法。司马光再写奏章,打算以死相请,亲友们都说,这是明知道朝廷不会执行,故意作秀以邀名。司马光无法辩白,只有沉默,遂不再上疏。参与其事的人都受到处罚,独独自己一人没有,司马光认为这是出卖了大家,开脱了自己,做出这种事,根本都不能算人。一想到这些,白天就扔掉筷子罢吃,夜晚就捶打床席唉声叹气,终身引为遗憾,感到耻辱,无法洗刷,好象在胸中有很多石头瓦块。
    庞籍又上奏,引咎自责,并请矜免司马光。司马光最终也未能如愿。
    在给朋友的信中,司马光描述到他的愤懑与遗憾:现在只是想在自己的国土上建一小堡,已被称作引惹生事,罪及首帅,后来者自然会引以为戒,戎狄要越加轻视我朝了。庞公垂老,孜孜为国,却终获欺罔之名。……我应为首罪,却不诛戮贬窜,使国家有同罪异罚之讥。这些让我深感遗憾,由于它们,现在我虽强颜出入,但每有人正视我的脸,我就惭愧得不敢抬头,因为我上累知己,下负朋友。
    经过此一事件,他日司马光再见到庞籍,就感觉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而庞籍待之如故,好象根本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而且终生再没提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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