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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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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司马光传——第十一章 同知太常礼院  

2011-09-30 09:07:23|  分类: 司马光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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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同知太常礼院
    一 阅卷、返乡
    不久,司马光任同知太常礼院。
    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音委,平地为坛,周围筑短墙,称坛壝)、陵寝之事。太常礼院虽隶太常寺,实际相对独立,有判院、同知院共四人。寺与礼院事旧不相兼;康定元年(西元1040年),置判寺、同判寺,始并兼礼院事。
    仁宗皇祐元年(西元1049年)的科举,赵概(字周翰)为侍讲,知贡举,司马光为贡院属官。当时有诏,有能讲解经义的,可将姓名单独奏上,应诏的有数十人。考官问以《春秋》、《礼记》大义。其中一人的作答最为精详,先列注疏,再引先儒异说,最后是自己的论断。共二十问,所答都是如此。考官非常吃惊,擢为第一。此人就是刘恕,时年十八。司马光以此慕重,始与相识。我们知道,日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时候,刘恕将是他的主要助手之一。
    这一年秋八月,仁宗策试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生及武举进士,司马光和范镇受诏讎校策卷。
    范镇字景仁,成都(即成都府,治今四川省成都市)华阳(今四川省成都市)人。薛奎守蜀,范镇时年十八,薛奎与语,喜欢得不得了,让他住在府舍,给子弟们讲学。范镇越加谦让,常步行至府门;这样一年有余,大家都不知道他是长官的座上宾。薛奎任满还朝,载以同归。有人问薛此次入蜀有什么收获,薛奎说:得一奇才,当以文学名世。当时原宰相宋庠与弟宋祁名重一时,称道不已。宋祁与范镇结为布衣交,平等相处,范镇以此名动科场。
    此人做人相当低调,心态也相当好。我们知道,宋代科举是先由礼部进行初试,然后再由殿试复试,决出最后的名次。范镇礼部考试居第一,按照惯例,殿试后唱第过三人,礼部的第一名,必高声自陈,然后被置前列。欧阳修素称耿介,犹不免从众。范镇却不。同列多次催他,他都不动。直到第七十九人,他才随呼出应,然后又平静退回,终无一句辩解。后因参政的推荐,召试学士院,考官读错字,却认为压韵上有问题,仅补为馆阁校勘。当时专家都纷纷为他鸣不平,他却泰然处之,仍不作辩解。
    为官识大体。曾为谏官,宰相陈执中的宠妾,将一婢女鞭打至死,陈因此受到御史的弹劾。御史打算赶走陈某,但不可得,遂诬陷说陈某与女儿私通。此事如果属实,当然已属乱伦,性质非常恶劣。范镇上奏说,国家设台谏官员,是为了去除谗言,而不是制造谗言。如果事实真如御史所说,则陈某可斩;如其不然,御史也可斩。御史大怒,联合弹劾范镇,说他阿附宰相。范镇则毫不顾忌,竭力为宰相辩解。
    其人相当勇敢。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突然得病,连续十多天认不清人。范镇说: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舍此不言,只挑细枝末节塞责,是真负国,那种事我不干!于是上言论继嗣,章累上,仁宗都未作答复。范镇因此杜门家居,自求责罚。有执政对他说,干吗学那些博虚名图上进的人呀。范镇回信说,继嗣不定,国家将有兵变,我应死于国家的刑罚,不可死于乱兵之下。这是我选择死法的时候,还要顾忌博虚名图上进之嫌,而不作取舍吗。又上疏说,臣估计大臣们的意思,是怕事情中途发生变故,所以为身家性命考虑,畏首畏尾。可万一兵连祸结,家小性命都将不保,他们的计划岂不都要落空。即便中途真有变故,为国殉职岂不要强过死于乱兵。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闻者为之股栗。授任兼侍御史知杂事,以言不从,坚辞。三次面陈,言辞越加恳切。范镇哭,仁宗也哭。上疏十九次,待命百余日,须发皆白。终于授以他官,但仍一有机会就要提起继嗣,并献赋以讽,后韩琦遂定策立英宗。在后来的濮议、反对新法中,范镇都有不俗的表现。
    范镇与司马光是同年。两人平生相得甚欢,彼此认为不及对方;生前曾约定,生则互为作传,后死者为作墓志铭。两人在许多事上的观点不谋而合,言论如出一人,先后如左右手。司马光常对人说: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但在论雅乐这件事上,两人反复争论,终身不能统一。人们以此知道,两人决非苟同者。
    我们都了解,科举制度到了宋代已经相当成熟,为防作弊,阅卷人阅卷期间暂时要被封闭,不许外出。司马光和范镇寓值景福殿东厢,凡三日。司马光三天里作了十三首诗,从这些诗我们可以知道,司马光至少有一个晚上,夜不成寐。 仁宗曾经赐酒、水果等物给他们。所赐水果可能包括了荔枝、葡萄,但更多叫不上名字;司马光曾悄悄把吃剩的果核揣在怀里,打算带回去种。 景福宫附近有古柏、菊、怪石、木芙蓉等物;古柏很老,很高大,菊已经开放,怪石和松树、桂树在一起,木芙蓉还未开。 考试武举人除了比试骑马射箭以外,还要考文化课,就是写文章。 阅卷工作很忙,甚至晚上还要在灯烛底下继续;武人文章妙处自与文人不同,一上来先让人感觉到勇气,后以巧心发以新语,颇具可观处。
    仁宗皇祐二年(西元1050年)春,司马光提出请假,并得到了批准。这次司马光是要返乡省亲并祭扫先人坟茔。驱马驰出京城,司马光即兴写下:
    出都日塗(音图,道路)中成
    (请告归陕及之汾阴省兄时所作)
    贱生习山野,
    愚陋出于骨。
    虽为冠带拘,
    性非樊笼物。
    扬鞭出都门,
    旷若解徽绋(音灰浮,绳索)。
    是时天风恶,
    灵沼波荡汩。
    龙鬣互骞腾,
    鸥群远浮没。
    川原寖(音近,渐渐)疏豁,
    烟火稍萧瑟。
    草木虽未荣,
    春态先髣髴(通仿佛)。
    桑稀林已斜,
    柳弱条可屈。
    蛛丝?晴阳,
    鼠土壅新窟。
    徐驱款段马,
    放辔不呵咄。
    与尔同逍遥,
     红尘免蓬勃。
    返乡总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春天的时候,都喜欢去郊游,冬去春来,自然的景色给人苏醒的感觉,这种感觉叫人振奋,郊野的空旷,也给人脱却桎梏的轻松。司马光此时正感到这种振奋与轻松。
    但不都是振奋与轻松,不久,他就坐在大石头上哭了一鼻子:
    重经车辋谷
    昔年道经车辋谷,
    直上七里盐南坡。
    今年行役(泛指旅行)复到此,
    方春流汗如翻波。
    中塗太息坐磐石,
    涕泗(眼泪鼻涕)不觉双滂沱。
    我生微尚在丘壑,
    强若麋鹿婴(被缠住)虞罗(网)。
    人逾三十只有老,
    后时过此知如何?
    云泉佳处须速去,
    登山筋力行(将要)蹉跎。
    车辋谷我没去过,但著名作家、潞盐专家周宗奇先生去过。它现在的名字叫做车辋峪,是昔日河东潞盐外运的主要通道车辋路的一部分,据摩崖石刻载,它始凿于北周大象二年(西元580年)。周先生描述说:从该村(牛家院)村西南口入山,攀登约一里多路的陡坡,即进入一条盘山小道,上望悬崖摩天,下瞰幽谷深邃,路面碎石硌脚,大石挡道,艰难行走约五华里,方见到一方台地,……南临一道深谷,……”司马光指的车辋谷,或许就是南临的这道深谷。可惜周先生对它惜字如金。周先生着力描述的是北坡,不过南坡的艰难,也可由此想见。司马光坐在半山腰,痛哭流涕。盛极而衰的生物规律让人无奈,但司马光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直到盛夏,司马光仍在夏县。那个夏天非常炎热,涑水完全干涸。司马光此次还乡,建了一所新居。新居有南斋,可能就是座南朝北的房子,司马光把它当作书房。南斋前有树,树长得很高,还有草,因此早晚还会感到些凉意。清扫工作完成以后,司马光请人将自己的书搬进去。帮忙的人可能就是姓全和姓董的两位秀才,以及两位侄子司马良、司马富,因为司马光安顿好书籍以后写的那首诗,就是专门赠给他们四位的。
    司马氏此时已是一大家族。截至这一年,诸位兄嫂给司马光生下十四位侄子。侄子们都已起名但还无字。这一年司马光在这上头,大约花了不少的时间,因为要给十四位侄子找到寓意深刻的字,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司马良与司马富我们已经熟悉,他们是司马旦的儿子。司马良,字希祖,司马光解释说,诗云:母念尔祖,聿修厥德。君子修德,是为了他的祖先,怎能不勉力而为。司马富,字希道,司马光说,智者富于道,愚者富于财,你要勉力于道。其他,司马京,字亢宗;司马亮,字信之;司马禀,字从之;司马元,字茂善;司马育,字和之;司马齐,字居徳;司马方,字思之;司马爽,字成德;司马衮,字补之;司马章,字晦之;司马奕,字袭美;司马裔,字承之。司马光把每人名字的含义写进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的末尾,司马光说:呜呼,朝夕不离于口耳者,名字而已;尔曹苟能言其名,求其义,闻其字,念其道,庶几吾宗其犹不为人后乎!
    这年司马光三十二岁,按现在的算法,实际刚过而立之年。他像一名家族杰出成员那样,对年少者寄以厚望,希望司马氏家族处于领先的地位。
    二 卤簿、雅乐及其他
    司马光返回京城的时间,大约在这一年的九月或者稍早。
    当时,入内都知麦允言卒,诏赠司徒、安武节度使。又诏允言有军功,特给卤簿;但今后不得为例。
    九月十四日,司马光上《论麦允言给卤簿状》,说:孔子曾讲,惟器与名不可以随便与人。爵位标志尊卑,就是名;车马服饰等表示威仪,就是器。人君以此二者安抚臣子,治理国家,因此不可以不重视。麦允言一近臣,没有绝大的功劳,却赠以三公级别的官,给以一品卤簿,与繁缨相比,不是还要过分吗?陛下本想示之恩宠,其实反而增加了他的罪过,拖累了他。为什么呢?三公之官与卤簿,都不是他一个近臣应得的。陛下念他服侍多年,活着让他享尽荣华富贵,死了又超规格给他送终,吹吹打打,煊赫道路,这是在宣扬他越礼过分的罪过,让天下人侧目扼腕地恨他,这可真不是什么荣耀。又说:不要让天下人暗自指点,认为是朝廷的失误。
    同知太常礼院期间,司马光曾与馆阁诸君同上《乞印行荀子扬子法言状》
    荀子,即荀卿,扬子,即扬雄,都属儒学史上的大师级人物。由此奏疏我们知道,当时国家博采艺文,扶翼圣化,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已有包括药方在内的许多书籍得以印行。但荀子、扬子法言二书,民间虽多有私本,而文字讹误,读不可通。司马光等因请令崇文院,将荀子、扬子法言本,精加考校毕,雕版送国子监,依诸书例印卖。
    皇祐二年(西元1050年)十一月初二日,召以太子中舍致仕的胡瑗,赴大乐所同定钟磬制度。此前仁宗亲阅大乐,有人认为镈钟、特磬的大小与古制不合,仁宗诏令改作,而太常寺说胡瑗素晓音律。
    所谓大乐,又称雅乐,指国家在祭祀或典礼时的使用的音乐,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国歌在我们今天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周世宗曾命窦俨与王朴一同详定雅乐,王朴做律准。宋初,太祖以雅乐声高,诏和岘按王朴所制律准校正,因此宋初以来有和岘乐。仁宗初,太常寺上奏说乐器使用年久,已经不准,于是再一次按王朴律准校正。当时有李照以熟知音律闻名,他说王朴的准高五律,与古制不合,请依古法另铸编钟。铸成以后改定雅乐,降低三律,即李照乐。但不久,李照乐接连遭到质疑,因此又逐渐废除。
    仁宗酷好雅乐,因此上下谈雅乐的人不可胜数,仁宗也为此屡屡设置专门机构修定制度,所费不菲。 仁宗的爱好不是简单的喜欢,还能独立作曲。皇祐二年(西元1050年)六月十二日,仁宗以亲撰的《黄钟五音五曲凡五十七声》,下太常寺练习。
    此次司马光与范镇都曾参与考订。他们反复争论,书信往还,前后达数万言。从此两人开始了持续一生的争论。
    当日两人争论不下,遂请同舍来作评断,同舍当然不能决定,于是又以下棋确定对错,范镇棋下得好,司马光输了棋,争论才算有了结果。但这并不算完。司马光闲居洛阳的时候,范镇去看他,就带着自己著的《乐语》八篇。两人争论了好几天,还是争持不下,又投壶以决。我们都知道,司马光是投壶高手。这次是范镇输了,司马光高兴地说:大乐还魂矣!范镇呆在洛阳半个月,终是不得要领,遂无功而返。
    仁宗皇祐二年(西元1050年)闰十一月初六日,任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我们知道,那都是宰相一级的官职。初七日,又加授张尧佐同群牧制置使。初八日,再赐张尧佐的两个儿子张希甫、张及甫进士出身,卫尉寺丞张希甫为太常寺太祝。张尧佐的侄女此时正受宠,所谓爱屋及乌,而执政大臣一味迎合。初十日,知谏院包拯等谏止,不听。十一日,御史中丞王举正上殿,力言擢用张尧佐不当,仍不听。十五日朝退,王举正留百官班廷谏,又率殿中侍御史张择行、唐介,及谏官包拯、陈旭、吴奎,在帝前极力劝谏。且于殿廊严词指责宰相,仁宗听到,派中使传旨,百官才退去。十六日下诏,自今以后,台谏官集体上殿,须先向中书省报告。当时仁宗怒气冲冲,大臣多不再言语。
    十二月,司马光上《论张尧佐除宣徽使状》 。此状起首先说:臣听说圣明的君主费心求谏,和颜悦色地接受,士人还战战兢兢不敢进,更何况镇之以威,压之以重。这样还指望忠臣来,直言入,一个字难。臣不忠,言不直,还希望天下平,万事治,根本就没有那回事。接着又打了一比方:听说有一瓜农,特别爱护瓜秧子,盛夏中午太阳当头,他就浇水,结果瓜秧转眼就蔫了。种瓜人不是不够勤劳,只是浇水浇得不是时候,反而把它给害死了。陛下提拔尧佐,已远远过分,天下已侧目扼腕地恨他,您又打击忠臣直谏,加重他的罪过,您这是烈日当空给瓜秧浇水。臣私下都为尧佐寒心,陛下独不为他深谋远虑吗?我们知道,仁宗向来对自然界的异常现象非常在意,认为是自己的过错所造成。司马光接着说:您拒绝召见台谏官的当天,阴雾弥漫,遮天蔽日;树木结冰,终日不化。根据有关书籍,这是阴气太盛,遮蔽了阳明,上下闭塞,疑惑不决的标志。人都喜欢听好话,皇帝也不例外。司马光接下去说道:陛下天性纯孝,严敬天命,容纳直言,深明得失。这不是我恭维您,实在是人所共知。为什么独独因为一个尧佐,置天戒于不顾,弃忠言而不从,把祖宗的爵禄不当一回事,忽略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书之史册,使天下议论纷纷,影响您高大完美的光辉形象呢?最后司马光又语重心长地说:君主实在想干的事,人臣谁也挡不住,但从今往后,恐怕再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大家只有沉默不言,袖手旁观了,这对朝廷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不然的话,群臣如朽木,陛下如雷霆,哪里是对手?请陛下明察。我们已经看到,司马光的进谏不是一味说教,他很有策略,听来并不感到多么刺激。
    仁宗皇祐四年(西元1052年),司马光年仅三十四岁,但已有相当声望。夏四月,秀州(治今浙江省嘉兴市)真如草堂清辨来访,清辨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就是想请司马光为他们的讲堂写一篇文章,刻之于石,以劝勉来者。司马光本不信佛,请他另找旁人,但清辨坚决不肯,遂有《秀州真如院法堂记》
    司马光不信佛,却并非毫无知识。司马光认为,佛大约是西域的一位贤者,其为人清俭寡欲,慈惠爱物。佛穿破旧衣服,吃蔬菜、粗米等简单的食物,独自住在岩洞,远离妻子儿女,自己需求很少,是怕麻烦别人;即使草木虫鱼不敢妄杀,大概是要与万物并生,而不互相伤害。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要清洁自身,使不为外物所累。后世学佛的人,因为时日久远,以讹传讹,无不过分夸大先师的教导,穿凿附会,拿怪话吓唬俗人,以谋取财物,专心经营,不知满足。这已经背离了佛最初的志向。
    仁宗皇祐四年(西元1052年)七月,司马光与礼院同僚上《论夏竦谥状》 。从中我们知道,此前故相夏竦卒,仁宗因为是他做太子时的属官,特赐谥文正
    夏竦,字子乔,当世指为奸邪。此人天分极高,聪明好学,经史、百家、阴阳、律历,甚至佛老之书,无所不通。以文学起家,文章典雅藻丽,有名一时,朝廷大典文字多次交他去办;认识很多古字,包括不少生僻字,到了晚间,还以手指在身上写写画画。此人治军极严,敢杀。曾有戍边军卒抢劫,各州郡也拿他们没办法。有人告诉了夏竦,当时夏竦在关中,等军卒一到,夏竦召来责问,几乎全部杀光,军中为之大震。夏竦的威信大多都是这样树立起来的。但此人性贪,曾派仆人经商,仆人贪污,夏竦杖杀之。夏竦家财万贯,用度奢侈,生活腐化。做官常暗地离间部下,使互相猜疑,跟家里人也是如此。夏竦娶杨氏,当初两人关系可能还不错;后来,夏竦官做大了,身边养了不少女人,两人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杨氏和娘家兄弟一起,搜集了夏竦违法犯罪的事实,然后告官。又夏竦的母亲和杨氏的母亲互相对骂,拉拉扯扯到开封府告状。夏竦急于升官,做边防官员的时候心不在焉,不肯尽力。
    司马光首先说:臣听《大戴礼》讲:谥者行之迹也。行由己出,名由人生,以此劝善抑恶,不可偏私。又说:臣等叨预礼官,谥有得失,职所当言,不敢隐嘿。从司马光的叙述我们得以了解,通常的做法,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先录行状报中书省,核实修订后,下太常礼院拟谥,再报中书省上奏。仁宗大概知道夏竦不孚众望,因此定谥于中,而后宣示于外。司马光劝道:文、正二者,属谥之至美,无以复加,虽以周公之材,不敢兼取,何况是夏竦。所谓名与实爽,谥与行违。传之永久,何足效法?又说:朝士大夫畏惧夏竦子孙,不敢明说,但四方之人,耳目昭昭,必定以为夏竦行为如此而谥文正,不是把谥当作天下公器,大概出于天子私恩。讥评国家过失,岂是小事。
    很快,又上《论夏竦谥第二状》 。不久,奉圣旨改谥文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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